前已指出：沉默权的实质，是对警察讯问的限制。一旦从法律上赋予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也就从根本上排斥了警察的讯问权。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当今社会，在严重刑事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黑社会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持续上升的情势下，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无异于捆绑住警察的手脚，使其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侦查手段，其结果必然导致减弱对严重犯罪的打击力度，使社会公众失去安全感。笔者认为那样的选择是不明智的。
笔者郑重声明：本文主张对沉默权应慎重对待，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意味着笔者主张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总结历史的经验，逼、供、信是铸成诸多冤假错案的总祸根。因此，在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坚持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逼取口供。诚然，在讯问时，势必要对犯罪嫌疑人施加一定的压力，但对这种“压力”必须把握适当的限度，其界限就在于恰当地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即：侦查人员应极其严肃地告知犯罪嫌疑人，他对警察讯问的回答，将会直接影响其后在法庭上的辩护和最后的处理结果。如能彻底坦白，将会得到从宽处理；如果故意作虚假供述或包庇他人，则会失去从轻处罚的机会。对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要做正确的解释，并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要吸取以往的教训，杜绝曾经出现过的各种偏差。
六、在某些案件中口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证据
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当然决不是毫无道理的，其积极意义在于减弱口供在诉讼中的作用，要求侦查机关去寻找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但是，决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口供似乎可有可无，甚至完全否认口供的证据价值。
在大多数犯罪中，案件的侦破与认定，必须有大量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和若干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足以证实，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供述，一般并不影响对案件的认定。在这些案件中，口供的意义，主要是对其他证据起到互相印证的作用。但是，在某些比较特殊的案件中，口供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有的案件，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完全不开口，则案件就永远无法查清。例如：
——行贿、受贿案件。行贿、受贿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双方当事人都明知其交易是一种见不得人的勾当，通常是在避开其他人的情况下极端隐秘地进行的。钱物转递时，只有双方当事人两人在场，不留任何痕迹，真可谓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事后要侦破此类案件，很难取得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当事人的供述便成为必不可少的主要证据。当然，口供是否属实，还需要有其他证据加以印证，例如行贿人是否有求于人；他是否从行贿人那里得到过他所需要的好处，等等。但是，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让行贿人与受贿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不讲话，则此类案件便根本不可能办下去。
——雇佣杀人案。雇佣杀人是近年来时有发生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严重罪案，其特点是为首的主犯并不直接出面。“大老板”躲在幕后，他与杀人凶手从不见面，甚至根本就不认识，他只是通过中间人去组织实施犯罪。“大老板”与中间人之间仅有口头协议，其内容他人不可能知悉。在此类案件的侦查过程中，通常是先找到杀人凶手，然后凶手供出中间人，进而再牵出幕后的“大老板”。然而要证实中间人和“大老板”有过杀人的预谋，几乎不可能找到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主要靠当事人的供述。这时又形成了类似行贿、受贿案件那样的情况：口供成了主要的证据。至于口供是否属实，也还需要其他证据再加印证，但那是第二步的工作了。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让涉嫌犯罪的“大老板”拒绝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则此类雇佣杀人案的真相就永远不可能查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