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按照这一政策，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自己的罪行。凡能如实坦白罪行者，被认为是有悔罪表现，应予从宽处理（体现在量刑时应在法定刑之内从轻处罚）；凡能坦白自己的罪行并能检举揭发他人（包括同案犯）罪行的，更视为有立功表现，可以进一步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反之，如果确实犯有罪行而又拒不认罪的，则以“抗拒”论处，依法应予从严惩处（体现在量刑时应在法定刑之内从重处罚）。多年来的诉讼实践表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给犯罪分子留了一条悔罪自新的出路，也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但是，在这一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也确实发生了一些偏差，需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纠正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偏差。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政策本身有毛病，主要是对“抗拒”的理解容易产生歧义，甚至会诱发刑讯逼供。而现实的情况往往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因而主张取消这一政策，代之以确立沉默权制度。
笔者认为，否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意见，似乎不能令人信服。
诚然，在这一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确实发生过若干偏差，主要表现为：一是对于如实坦白了罪行的犯罪分子，该从宽的没有从宽，反而加重了刑罚，变成了“坦白吃亏”，致使许多犯罪分子不相信党和国家的政策，不敢主动投案和坦白罪行；二是只要做了坦白，就不问罪轻重，一概免除刑罚，搞成了宽大无边，造成对严重犯罪打击不力；三是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指控进行的辩解，一律都当成“抗拒”，甚至因此而加重处罚。“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所谓“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把认罪态度作为量刑的主要依据，更是本末倒置了。这些偏差是确实存在的，但问题并不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身出了毛病，而是由于对这一政策的理解错误，在贯彻执行中走了样。因此，现在不应该抛弃这一政策，而应该对它做正确的解释，并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强调应当严肃地、准确地、不折不扣地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于如实坦白了罪行的犯罪分子，该从宽的理应适当从宽；对于在犯罪后毁灭证据、互相串供，甚至嫁祸于人的，必须依法予以严重。以利于分化瓦解犯罪集团，把打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少数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一项刑事政策，它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我们的“传家宝”，应该理直气壮地继续坚持，而不应有丝毫的动摇。至于在贯彻执行中的种种问题，则应引起执法部门的高度关注，认真教育广大干警，切实予以纠正。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精髓，在于鼓励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认罪，它当然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但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如果把保持沉默当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它必然排斥警察的讯问权。假如警察对主张沉默权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进行讯问，那么“坦白从宽”之类的政策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了。这正是我们讨论这一问题的要害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