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无论何种进路，当今中国宪法学的研究，基本上均已初步实现了如下“四化”：第一是研究进路的多元化。上述的分化状态就印证了这一点；第二是话语表述的去政治化。虽然有些研究还存在一些难以拂拭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资产阶级民主都是骗人的鬼话”这样典型的政治话语，已被基本剔除；第三是问题意识的中国化。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中国问题很重要，并试图对中国问题作出研究，部分学者甚至声称研究“真实的中国问题”；第四是研究主题的细小化。其中，部分学者的研究主题甚至在努力走向精致化。
但与此同时，当今中国宪法学的研究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如下四大问题尤其值得一提。
第一个问题是规范准据上的虚无主义。这表现在不少学者缺乏应有的法教义学态度，视宪法条文、尤其是我国现行宪法的条文为无物，有些学者甚至明确认为它们是没用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当下主张“政治宪法学”的部分学者。而关于真正有用的规范准据，他们要么认为是在宪法文本之外，要么认为仅限于宪法序言。更有进者，陈端洪教授认为宪法序言中存在五个基本原则，即五个所谓的“根本法”，按其优先序列可排列如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现代化建设、基本权利保障。至于为何确定这五项原则，其价值序列为何如此排列，他并没有诠释或论证。质言之，他基本是采用一种“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的精神来对待宪法规范，同样难以掩饰规范准据的虚无主义的倾向。
第二个问题是规范原理上的买办主义，或者说“次殖民地主义”。按理说，规范原理是从规范解释之中得到确认的，但有许多学者不重视我国现行宪法的条文，却转而从外国宪法理论中直接移植规范原理，导致所引进的规范原理既没有中国宪法的规范基础，也离开了外国宪法规范的原有语境，为此只好将其简单地视为普适性的存在，或上升为一种政治哲学原理。记得蔡枢衡先生早在1947年就曾指出：“今日中国法学之总体，直为一幅次殖民地风景图：在法哲学方面，留美学成回国者，例有一套Pound学说之转播；出身法国者，必对Duguit之学说服膺拳拳；德国回来者，则于新康德派之Stammler法哲学五体投地。”[4]
这个说法仍适合于描述今日中国法学的图景，甚至包括宪法学的研究现况。在此试举一例：关于近年来多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业而参与推动一些宗教活动（如建造宗教圣像、举行公祭等）是否违宪的问题，有宪法学者曾予以有益的探讨，但其中也有学者直接把美国式的政教分离原理引进来，得出政府的行为违反了这个原则的结论，而对中国现行宪法上是否存在政教分离原理的规范基础，则语焉不详。实际上，类似的研究颇多，尤可见之于年轻学人的著述，其往往存在了这样一种问题——所引进的那些对外国宪法原理的译介，就像水面上漂浮着的一层油，很难溶合到中国问题的活水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