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普森案”[21]中，时代华纳公司等协助发行人通过虚假交易夸大利润。作为上诉审法院的联邦第九巡回法院虽然驳回了原告的诉讼，但同样认可了“欺诈谋略”责任的存在：如果被告参与交易的“本质”目的和主要后果是为制造虚假交易或事实表象欺诈投资者，这种交易就是非法交易，非属正常的商业来往，将直接构成“欺诈谋略”责任。
２．“斯通里奇案”对因果关系的严格要求
在“斯通里奇案”中，被告查特通信公司是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运营商之一，两家器材供货商也被列为 被告。发行人查特通信公司与两个供货商签订虚假合同，供货商假意提高供货价格（每件提高２０美元），随后将价格增加的部分作为广告费返还发行人作为其广告收入，查特通信公司用自己的钱虚增利润１ ７００万美元。欺诈案曝光后，受损投资者斯通里奇投资公司提起诉讼，诉称供货商应负“欺诈谋略”主要责任。地区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认为被告行为不构成欺诈。原告上诉，联邦第八巡回法院援引“中央银行案”的判决，支持初审法院的意见。原告继续上诉，联邦最高法院决定调卷审查。该案索赔金额不大，但实际上却是其他大规模诉讼案件的预演和试金石。２００６年前后，大量因公司丑闻引发的巨额索赔诉讼案件进入上诉审程序只是时间的问题。“欺诈谋略”责任如果得到巡回法院的广泛支持，必然使“中央银行案”判决确立的对“协助、教唆”责任的限制规则归于无效。这迫使联邦最高法院重新表态。２００８年１月，联邦最高法院以５票赞成、３票反对的表决意见维持原判。与在“中央银行案”中法院只论述对《１９３４年证券交易法》如何解释不同，联邦最高法院承认了本案被告行为具有欺诈性。但是，随后法院特别对只在“中央银行案”附带意见中说明的因果关系问题作了强调。法院指出，在１０ｂ－５规则下，被告的欺诈行为必须与原告的损失之间有因果联系，而本案原告未能提出足够证据证明自己对被告的行为有了特别依赖，因此无法证明被告行为与原告的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诉讼中，原告主张，被告的行为是公司的欺诈行为得以实施的必要前提，与原告之间的损失可以推定存在因果关系。法院则认为，被告的正常商业交易行为与公司的虚假陈述的因果关系太为“遥远”。[22]
联邦最高法院接着重新发表了类似“中央银行案”判决中的政策性意见：如果认同原告意见，将有违１９９５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遏制滥诉的立法意图，并与２００２年《萨班斯法案》对公司的负面影响叠加。这不仅会增加上市公司商业交易对手的诉讼风险和成本，阻碍外国公司与美国公司的生意往来，而且美国公司可能会因担心诉讼而到境外上市，削弱美国资本市场。联邦最高法院同样对证券立法进行了狭义“文本解释”，认为如果国会认同发行人外的“协助、教唆”或类似责任，国会将在证券立法中明文加以规定，但即使《萨班斯法案》也没有增加“协助、教唆”责任的私人诉权。概言之，是国会而非法院才是解释或修订证券法的合适主体。
三、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政策依据的解读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斯通里奇案”中所进行的信赖因果关系论证事实上非常牵强，已经偏离了美国法院长久以来已经确立的规则。在普通法上，如果一个会计师出具虚假财务报告，伙同委托人骗取银行贷款，当然要对银行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23]在证券市场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早已在“欺诈市场理论”下确立了１０ｂ－５规则的虚假陈述与投资者损失之间的“信赖推定”：投资者是因信赖“价格”买卖股票，即使他事实上没有阅读含有虚假信息的披露材料以及辨明虚假陈述人的身份。在“斯通里奇案”中，原告反复主张的逻辑也是被告的行为导致了虚假审计报告，审计报告误导了市场价格，投资者因信赖“价格”受损，损失与被告行为之间被推定有因果关系。“斯通里奇案”判决中的多数意见实际上是没有陈述理由而对发行人和参与欺诈的行为人进行区分，禁止了对欺诈参与人行为与投资者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推定，虽然欺诈参与人行为同样导致了虚假陈述和市场价格扭曲。正如史蒂文法官在审理“斯通里奇案”时发表不同意见所指出的，对于因果关系，原告只需证明如果没有被告的欺诈行为，公司就无法完成欺诈就已足够。因此，联邦最高法院所谓的对国会立法“目的”的解读，与其说有充分的依据，倒不如说是法官在已经形成的内心确信后对法律进行的“任意”解读。其背后展现的正是法律逻辑与政策的紧张关系，本质上是一个“政策”问题，而非“法律”问题。[24]具而言之有三：
１．美国传统侵权法中的共同侵权规则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主要违法者”和“次要违法者”的区分，法院只需考察行为人是否参与了欺诈。只要行为人参与了欺诈，就将与直接对外做出欺诈表示者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作为一个整体对损害后果负责。连带责任本来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用来追究公开行动者之外的沉默和秘密行为人的责任的。[25]
然而，有别于普通共同侵权行为导致特定的人身、财产损失，虚假陈述是“言语”侵权，造成的是普通法 上的“纯粹经济损失”。鉴于虚假陈述在理论上可以无限传播，美国法院又允许推定虚假陈述与投资者信赖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投资者集团诉讼的提起扫清了障碍，这将导致有权请求赔偿的投资者范围几乎没有限制以及在一个案件中出现惊人的索赔请求的现象。在美国，证券欺诈集团诉讼中索赔额高达数亿美元属于正常现象，数十亿的索赔额都不罕见。此时，如果要求帮助和参与者与直接对外虚假陈述的发行人对外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仅不公平，责任要求也远远高于帮助和参与者的过错程度。申言之，证券市场言语侵权的巨额赔偿凸显了普通侵权法无须考虑的“责任不成比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