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平常时刻并非就没有质变，在一定领域内和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典型性案例足可以视为具有准非常时刻的意义，这种“平常政治中的非常时刻”不能被忽视，我们通常所说的“突破点”，就是其例。
平常时刻和非常时刻划分，同样只是韦伯（MaxWeber）所说的理想类型。在现实中，它们不是截然二分，而是相互交错、彼此衔接的。或者说，从事实论的角度，具体到一个历史时期，不排除皆具两种时刻的时代气质的时期的存在。值此“平常政治中的非常时刻”或曰“突破点”，究竟视为非常时刻还是平常时刻，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它对应了理论工具的不同选项。同样，在这里，分别应对非常时刻和平常时刻的政治宪法学与宪法解释学，就不能被仅仅看成是回答不同阶段问题而泾渭分明的学问，而是一个基于时代特征的判断而进行的理论工具选择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联手共进的可能。发现突破点、适时推动宪法的发展，的确需要政治家的眼光，但处理突破点问题，需要法律家的庖丁解牛。前者的工作尽管超出了学者的本分，但政治宪法学对之进行的归纳总结，毕竟提供了预测的视角；后者的工作则端赖规范宪法学、宪法解释学的展开。
3、改革时代的相位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路径选择是：“改革”，而且是一种有意识的“渐进式改革”。改革属于平常时刻之事，抑或非常时刻之事呢？
根据阿伦特关于革命的著名界定，“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革命“不是一种纯粹的变动”、“不是改朝换代”，“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意味着社会的根本性变化”。[6]可见，判断革命的标准，不是形式上的暴力、激烈表象，而是内容上的社会条件的实质性变化；改革也属于这个革命的范畴，因为改革或转型意味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一点，政治宪法学并不否认，但却回避着将之明确地表达出来。对此，它必须面对这样一项诘问：既然改革是一场革命，那么宪法是否也消解这样的革命？若不消解，与其“宪法源于革命，但又对峙革命，是革命的终结”的断然判断有所出入，容易产生选择性终结的嫌疑。若消解，固然捍卫了其理论上一贯性，甚至使得其关于我们尚处于非常时刻的潜在判断明朗化，但由此形成的“革命-宪政”非此即彼的图景，让宪法的发展陷入了尴尬：在这个图景中，平常时刻被静态化，平常时刻的宪法变动不复可能，宪法变动将被迫转向非常时刻寻求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