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5年时间较符合现阶段的犯罪态势。首先，1979年刑法颁布后，重新犯罪率上升。据有关统计，刑满释放后1年内犯罪的占36％；2年内又犯罪的占20％；3年内又犯罪的占16％；4年内又犯罪的占16％；5年内又犯罪的占12％，由此可见，刑满释放后4－5年内又犯罪的比例不少。其次，针对目前累犯率上涨的趋势，5年的时间段体现了刑罚从严的精神，符合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再次，5年的规定既然是犯罪态势决定的，也就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再犯率在6－7年的高涨，对累犯的时间可再次延长，若累犯率在4－5年之间的降低，也可适当收缩其时间限度。最后，5年的规定不仅仅符合世界各国的潮流，而且也符合犯罪人的心理，即犯后罪时的心理状况受前罪主观心理的影响程度。累犯的成立条件必须要密切关注前后罪的关联程度，否则，就可能失之偏颇，畸轻畸重。
3．隔时犯的时间问题
所谓隔时犯，即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发生在不同时间的犯罪。在累犯中，就可能出现犯罪行为在5年内，但犯罪结果在5年外的情形。这时是采用行为主义？结果主义？还是行为结果折衷主义？
我国大陆刑法依“行为主义”，即后罪的行为发生在前罪执行完毕或赦免后5年内的，累犯成立。台湾地区的规定不是十分明显，但其通说认为也是采纳的“行为主义”，因而也不管结果发生于何时，只要后罪行为发生在5年时间内的，成立累犯。
（四）跨法域犯罪
累犯由于牵涉前后两罪，就有可能出现前罪发生于他国（地区），而后罪发生于本国（地区）内，在相关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下，能够认定票犯成立吗？换言之，本国（地区）认可他国（地区）的既利力而成立累犯吗？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差异较大。
台湾地区采用“完全否定主义”，规定“累犯之规定，于前所犯罪依军法或于外国法院受裁判者，不适用之。”即只要是外国（地区）法院认定为犯罪的，不再用本国刑法进行审定，一概不予承认。
许多学者认为，不论在哪里犯罪，其人身危险性都是一样的，如美国学者认为，从《累犯法》的矫正预防目的来看，一个因在他国犯罪受宣告或处罚的人又在美国犯罪，这与一个前后都在美国犯罪的人，其人身危险性是一样的，都同等需要《累犯法》的矫正。这种基于人身危险性之上的“完全肯定主义”，有不合理之处。虽然行为人有前后两次犯罪，认可其有人身危险生，但无法判定行为人在不同情形下的人身危险性就一样，也无法断定这种人身危险性就要纳入累犯未考虑，毕竟前后两罪是在不同立法与司法下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