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在执行完毕前，包括判决确定后的执行期间，由于执行过程未顺畅的展开，刑罚的功能无法全部发挥，而刑罚的目的达到与否无法检测。因而，不此时，强调前罪与后罪的联系，视之为累犯，未免有点过于注重形式上的意义，而忽略实质内涵。
其二，无论是判决确定主义，还是执行主义，过于苛求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人身危险性并非再犯可能的同义语，人身危险性还包括初犯可能。为何不单独对初犯从重处罚呢？原因就在于，累犯的人身危险性更大，从何体现的“大”呢？关键就在于前犯被执行完毕后再犯的事实，没有这一事实，妄谈人身危险性没有意义。
其三，关于《决定》的规定，在1997年刑法的附件中早已废除，自然没有论据上的意义。而《监狱法》的规定，无论是从与刑法典的等级效力，还是后法优于先法的效力来看，都无法影响刑法典的原则与实际内容。
其四，我国对执行期间又犯新罪的，可以数罪并罚，不需要使用累犯制度，也不存在轻纵犯罪的情况。因为按照“先减后并”的原则，行为人所实际执行的比“先并后减”时间更长，也可达到从重之目的。
2．时间段之比较。我国大陆与台湾地K刑法都规定前后罪时间相隔为5年，这是彼此一致的地方。但要注意的是，由于前面所言的时间点的不同，大陆、台湾地区的5年时间段上仍有些微的差异。
笔者认为，我国大陆关于1997年刑法对1979年刑法的“3年改5年”的规定是合理的，原因为：
其一，应该对累犯前后罪时间有所限制。因为在立法者看来，受过一次刑罚，就彻底改造了犯罪人，任何时候再次犯罪都是对前次刑罚的否定，是对其权威与尊严的践踏，由此不论何时犯罪都是无法容忍的。但是，刑法（罚）不是万能的，刑法（罚）也只能在有限的限度内发挥其效能，如果说太区分再犯与累犯，不论何时犯后罪的，都纳入到累犯，无疑把刑罚功能扩大化，忽视犯罪原因的多样性，忽视社会的综合治理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