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事和解的理论依据
（一）中西和谐文化传统的交汇
在我国，和解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有学者将中国文化的精髓概括为“和合”文化。[10]和合文化的要旨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人与自然保持“和合”的关系，人要顺应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1]”汉代大儒董仲舒则提出“天人之间合而为一”[12]，即著名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次是人与人之间保持“和合”的关系，强调社会关系的和睦融洽，避免争斗、纠纷，古代先贤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和谐关系的重要性。孔子云：“礼之用，和为贵”[13]，“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14]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5]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人之道，为而不争。”[16]墨子说：“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17]在古代社会，“无讼”、“人和”、“兼爱”、“不争”思想的社会功能十分明显。试想，一个充满纷乱与矛盾的社会，一种争讼不断、耗费大量社会资源的社会，经济能发展，政权能巩固吗？因此，在封建时代，一方面对于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的犯罪实行严刑峻法，另一方面，民间调解和诉讼和解受到普遍重视，对一些属于私人之间纠纷的“民间细事”甚至不予受理，让乡里或宗族调和解决。
和解的传统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所继承和发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为了团结各阶层群众，也曾经大力推广各种形式的调解，其中就包括刑事案件的调解。1943年6月11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就曾经推行过全面的刑事调解制度。《条例》中规定，凡民事一切纠纷均应厉行调解；凡刑事案件除少数犯罪外，多数均得调解。该条例的第2条明确而详细地规定了刑事案件的调解范围：……刑事则除下列各罪不许调解外，其他各罪均得调解：内乱罪、外患罪、汉奸罪、故意杀人罪、盗匪罪、掳人勒赎罪、违反政府法令罪、破坏社会秩序罪、贪污渎职罪、妨害公务罪、妨害选举罪、逃脱罪、??；其他有习惯性之犯罪。[18]边区高等法院1943年12月20日发布的《注意调解诉讼纠纷》的指示信中说“，纠纷之解决，尤以调解办法最为彻底，既可和解当事人的争执，复可使当事人恢复旧感，重归于好，无芥蒂横梗其胸，无十年不能忘却之仇恨，是调解纠纷办法，不仅减少人民讼累一端，且含有不少教育感化的意义在内。”[19]边区高等法院还及时总结经验，指出调解的关键在于受害人是否同意，不同意即勿调解，同意即可试行调解。“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下，彼此息争止讼，受害的一方既可得到实益，加害的一方亦可免于处罚，不致耽误家里的生活事宜，而无形中便能增进社会的和平。”[20]后来由于社会上出现了对《条例》中调解范围的宽泛规定有纵容情节恶劣的犯罪的不满情绪，因此，在1946年下半年对《条例》作了修改：即民事案件可以调解；刑事案件，如属因一时气愤，或过失引起的轻微伤害，群众不反对者方可调解。这个规定直到边区政府撤销以前，始终是确定刑事调解范围的依据。可见，和解制度在中国具有丰厚的生发土壤。
如果说中国和解理念来源于对“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的崇拜，那么西方的和解观念就与宗教有不解之缘。以对西方主流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基督教为例，其所宣扬的忏悔、赦罪、原谅、宽恕，甚至爱自己的敌人的观念在基督教的《圣经》中俯拾可见：“你们宽免别人的罪，天父也要宽免你们的罪”（《马太传》六之十四）；“悔改与赦罪将由他的名义从耶路撒冷起，宣传万国”（《路加传》二十四之四十七）；“别人告诉你们：爱你们的邻人，恨你们的敌人。我告诉你们：爱你们的敌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这样才是天父的儿子：他的日光照善人也照恶人，他降雨给正义的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传》五之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等等。西方恢复性司法潮流所强调的倾听、沟通、谅解、悔过理念如果深究其本源，也可以说是宗教中宽恕与忏悔观念的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