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宏观层面上，要重建香港社会的政治互信。香港的种种乱象，包括立法会质询实践所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由很多香港市民对国家缺少认同感、整个社会缺乏互信所致。因此，要从大环境上改变香港“仇中”“、反中”的政治生态，建立中央与香港之间良好的互信关系。由于港英当局的挑拨离间，以及撤退前的一系列布局，香港市民对港英当局的认同度远高于对中央的认同度，对民主的渴求也远较港英时期强烈。这就使得香港议会活动中“逢中必反”、与政府处处作对成为吸引眼球、吸引选票的一个捷径。所以中央和特区政府要扎扎实实做好宣传工作，树立港人对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的信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使各种政治力量不至于为了选票而互相攻讦，补充质询案数量和建制派议员质询案比例才能大幅度减少。
香港特区立法会质询制度的良好运作需要各种政治力量的密切合作。仅靠立法会、特首或政党中的任何一支力量是很难实现这个目的的。在香港立法会和特首直选实现后，质询制度的运行有可能顺畅，也有可能符合议会政治活动的一般规律。但是必须辅以相应的措施，才能使质询制度从根本上得到完善。
【作者简介】
徐加喜，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姚魏，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此数据来源于诺曼·J·迈因纳斯：《香港的政府与政治》，伍秀珊、罗绍熙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6版，第202页，第203页。
邹平学：《抵触基本法还是符合基本法——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事规则》第57(6)条之定位》，《法学》2007年第5期。
、埃弗尔·詹宁斯：《英国议会》，蓬勃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8页，第125页。
程汝竹：《外国议会质询制度》，《上海人大》2010年第10期。
杨曙光：《英国议会的监督制度》，《人大研究》，2005年第7期。
陈寒枫：《充分发挥质询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工作中的作用》，《人大研究》2007年第12期。
蔡定剑：《一个人大研究者的探索》，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9-350页。
当然，会期过短仅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每年几乎没有质询案的原因之一。
王永杰、杨海坤：《中外质询制度比较研究》，《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3期。
澳门特区立法会已经认识到此规定的弊端。在实践中，已改为只要有议员提出申请，就可召开口头质询会议。参见曹其真：《立法会主席十年工作情况的总结报告》，第26页。
曹其真：《立法会主席十年工作情况的总结报告》，第17页。
此处的质询案件数包括了书面质询、口头质询和补充质询。各种资料对香港立法会质询案数量统计相差较大，多是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本文出于研究需要，把补充质询也纳入统计范围。
严格来说，补充质询也是口头质询的一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提法只是香港的通俗说法，并不表示建制派不追求民主，只是他们在实现民主的时间、途径和方法上有差别而已，有人称其为“渐进民主派”，而将“民主派”称之为“激进民主派”。
唐晓：《议会监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
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