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香港立法会议事规则，在会议不会对不具立法效力的议案辩论时，至多只能提出10项口头质询；在对不具立法效力的议案辩论时，则至多只能提出6项口头质询。每次会议上，一名议员至多可以提出2项质询，其中口头质询不得多于1项。可见，在如此严格的条件下，书面质询大大多于口头质询也是很正常的。但是香港口头质询的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以利于议员行使自己的质询权。不过这个比例不能太大，否则一方面政府将为应付口头质询而疲于奔命，从而影响为市民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当口头质询数量太多而政府无暇顾及时，就会敷衍应对、拖延回答甚至不回答。这样既不利于议员行使质询权，也会损害政府的形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香港立法会补充质询案的数量远远超过口头质询案数量，甚至超出书面和口头质询案数量的总和。由于补充质询总是附属于口头质询，随意性比较大，程序也比较简单，因此很多立法会议员喜欢以补充质询的方式向政府发难，表达不满。这就使出席质询的政府官员压力很大，对行政主导体制运作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二）不同类型议员的质询案比较：地区直选议员和功能组别议员
质询是立法会监察政府的一个重要手段，不同方式产生的议员对于质询态度差别是很大的。由于香港立法会议员的产生分为直接选举和功能组别选举两种方式，探讨不同议员对质询的不同态度，对于完善质询制度、思考议员的产生方式、甚至对于了解整个香港的政治生态，都很有帮助。香港立法会现有地区直选议员和功能组别选举产生议员各30名，他们对质询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本部分仅以书面质询和口头质询为例展开探讨。
2004至2008年度，功能组别议员的质询案占总数的38%，地区直选议员的质询案数量则占到62%；2008至2009年度，两者的比例分别为40%和60%；2009至2010年度两者的比例分别为43%和57%。可见，在2004年至今的所有年份中，地区直选议员提出质询案数量与功能组别议员相比占绝对优势，但差距有逐年缩小的趋势。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探讨。
根据《基本法附件二》的规定，自第三届立法会起，香港立法会由60名议员组成，其中30名通过地区直选产生，另外30名通过功能团体选举产生。议员的质询一方面是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权，另一方面，通过质询可以证明自己是一名称职的议员，不但维护了全香港的利益，也维护了所代表群体的利益，更能在下一届选举中获得持续的支持。由不同选举方式产生的议员对选民的依赖程度不一样，他们对质询的态度就迥然不同。
功能组别议员对质询不太积极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功能组别议员只要得到本功能团体的认可就能当选立法会议员，而且他们选举压力较小，竞争不太激烈，因此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在立法会表演去讨得市民的支持。第二，功能团体议员多为工商界的领袖，他们与政府官员沟通的渠道很畅通，很多问题上不需要通过在立法会公开发问了解情况。第三，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于功能组别议员及其所在的团体发展都有好处。质询作为比较严厉的监察方式，很容易破坏这种和谐关系。
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地区直选议员在上述三方面都有提出质询的动力。第一，地区直选议员是在直接选举中产生的，他们以全香港市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对政府的监察力度自然要大，以表明其不辜负选民的期待；第二，地区直选议员面临四年一届的选举，其激烈程度已经达到白热化，远非功能组别议员的选举能比拟。只有在立法会尽力维护选民利益，才能获得认可与支持，在下一届竞选时成功当选。比如，第四届立法会选举中，142名候选人参与竞逐了5个地区选区的30个议席；12个功能界别的14名候选人在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自动当选，其余16个功能界别的45名候选人通过选举产生了另外16个议席。由此可见，地区直选议员的竞争压力远非功能团体议员所及。第三，更有一些地区直选议员，以政府反对派的面目出现，凡是政府的政策就反对，以刁难政府为己任。提出质询案，是他们为难政府、表现自我的一个重要方式，因此他们提出质询案的积极性自然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