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法的工具论本质上就是一种“外在观点”。这是因为，作为其立论前提，侵权法的工具论将侵权法规则化约为关于“敌视反应”的规则——责任规则，它关注的不是权利人的原权利，而原权利、义务正是构成“社会生活行为指南”的要素，是采取“敌视态度”——侵权责任的一般理由。这也就决定了由侵权法的工具论发展出的侵权法规则在作用于社会生活时，不可能通过成员的“内在观点”，而只能借由成员的“外在观点”。通过提供“偏离”与“敌视反应”之间的“规律性”，形成成员对“敌视反应”、“惩罚”的预测，来达到预防侵权行为的目的。同时，这一逻辑甚至可以容纳成员在侵权行为与“敌视反应”之间进行权衡，从而做出仅仅是符合个体经济理性的选择，因为此时侵权法的工具论没有提供一种深入人心的“社会生活行为指南”以及“采取敌视态度的理由”。因此，侵权法的工具论虽然为特定的侵权案件提供了解决方案，它无法还原社会生活的原貌以及侵权的本质。哈特对义务性规则内在方面的分析表明，侵权法的工具论无论其立论前提还是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机理都不可能使之成为侵权法的常态，也就不能提供发掘侵权本质的合理进路。
侵权法规则作用于人们生活的主要方式并不是责任的威慑，而是通过关系指令指导成员的行为。成员行为所招致的侵权责任，其机理不在于成本收益的计算，而是该成员的可责行为对社会规范的背离、对其他成员原权利的侵犯。关系指令的真实存在与义务性规则的内在方面说明侵权法规则并不能化约为责任规则，侵权法规则作用于社会的机理并不仅仅在于权衡算计，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侵权法的工具论主张。更重要的是，它印证了侵权的“相关性”结构所依存的“原权利—侵权行为—侵权责任”这一侵权法规则的常态衍生路径以及完整逻辑脉络，而这一链条的节点正是“相关性”。
侵权的“相关性”结构为信赖要素本质与功能的发掘提供了指引。“信赖要素正是‘相关性’在欺诈侵权中的表达。它确保当欺诈案件中的原告寻求救济时，只有证明被告欺骗了她，才能够胜诉……信赖要件使欺诈侵权成为一项真正的侵权。”[9] （P1014）信赖要件的“相关性”本质与功能成为在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中替代个别考察信赖要件的侵权法上的逻辑起点。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如果可以发现证券虚假陈述中业已普遍存在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就可以替代投资者对证券虚假陈述的个别信赖，信赖要件的个别证明也就丧失了必要性，法典中的“信赖推定”就会获得证成。
三、证券虚假陈述中的“相关性”
替代对信赖要件的个别考察，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个体投资者的交易策略，对证券市场中原本丰富、多元的交易图景做笼统、武断的解读。恰恰相反，它的工作前提在于细致把握个性化的证券投资者策略，类型化地还原证券市场交易场景，从而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正当性。这是因为，“个人构成了人之科学中分析的终极单位，也是各种价值的最终归宿。”[10] （P7）将证券市场还原为个体投资者的交易策略并予以类型化将为“相关性”的分析提供有效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