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侵权诉讼赋予私人通过公权力对侵权行为人施加责任的“权力”和“特权”[6] （P80-81），当且仅当被告的侵权行为与原告的权利受损存在“相关性”，才能触发这种“特权”。“我们的制度通常禁止私人和公权力对抗某一个人。但是，当公权力认可一项私人诉权时，它便赋予该个人通过公权力的强制系统对抗他人（剥夺其财产或强制其以某种方式行为）的权力与特权。……个人被授予此种权力以对抗被告的条件是：只有当依据法律她遭受被告侵犯时，只有当她自己的法律权利遭受被告侵犯时。”[6] （P5）侵权责任的准惩罚性解释了为什么会有“相关性”的要求。对抗他人的私人诉权本质上是依据法律对遭受他人侵犯的回应，因此只有在被告针对原告实施了法律上的侵权行为进而侵犯了她的法律权利时才是存在的。[6] （P5）
与侵权“相关性”结构对立的是侵权法的工具论主张（主要是法律经济学）。工具论者将侵权法规则视为责任规则的集合，将侵权责任规则建立在实现某种社会目标的价值取向之上，从而在侵权责任的成立上淡化了被告侵权行为与原告权利受损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原权利被解读为依据责任规则，何种损害将获得救济；义务则被解读为依据责任规则，何种行为将招致责任。由此，“法官判决案件时应该专注于怎样的责任规则能够产生社会可欲的结果，尤其是有效率的结果。从它将原权利的内容简化为救济权利（或诉权）的内容来看，这种看法是简化论的。由于它宣称诉权（和责任规则）的规范基础在于其作为达致社会效益的工具的能力，它又是工具主义的。”[6] （P44）
任何理论在某一特定情境之下、在面对某一特定问题时都有其存在价值，侵权法的工具论往往可以为某些疑难侵权案件提供一种合理的问题解决方案（注：例如著名的“汉德公式”。）。尽管存在解决问题的效用，侵权法的工具论并不具有揭示侵权本质的解释力，因为“原权利—侵权行为—侵权责任”是侵权法规则的常态。首先，责任规则是侵权法规则的唯一成分吗？实际上，除了责任规则，关系指令（relational directives）也是侵权法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虚假陈述侵权责任规则禁止欺诈他人；过失侵权责任规则禁止违反为避免伤害他人而应承担的注意义务；诽谤侵权责任规则禁止诋毁他人；殴打侵权责任规则禁止对他人人身的伤害；侵入土地侵权责任规则禁止使用或占有他人的土地……这些法律规则中的每一项不仅包含责任规则也包含具有指示效力（directive force）的法律规范。而且在每一个案中，规范的结构都是关系性的，而不是单向的。”[6] （P60）关系指令对应了“原权利—义务”这一社会生活规范的本来结构，无论是从社会常识还是从法律逻辑的角度，都是评价侵权责任的基础。
其次，哈特认为，“当一个社会群体有某种行为规则时，这一事实就为许多密切相关但却不同类型的主张提供了机会。因为就规则来说，有关的可能是：或者仅仅作为一个本人并不接受这些规则的观察者，或者作为接受这些规则并以此作为指导的一个群体成员。我们可将这些主张分别称为‘外在观点’和‘内在观点’。”[8] （P90）“外在观察者可能以观察到的规律性为基础，将偏离和敌视反应联系在一起，并能相当准确地预测偏离这一群体的正常行为将受到敌视反应或惩罚，且可估量其可能性。”[8] （P91）“外在观点，……所不能复制的是：规则在通常是社会多数的人们的生活中作为规则而发生作用的方式。这些人……把它们作为社会生活行为的指南，……违反一个规则不仅是预测敌视反应将随之而来的基础，而且是采取这种敌视态度的理由。”[8] （P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