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死刑复核程序削减死刑数量的功能
“滥施极刑从来就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这使我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30] 自从意大利刑法学者贝卡里亚振聋发聩地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死刑的必要性已经广受质疑，反对死刑，主张逐步限制、减少以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性趋势。
（一）死刑复核程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死刑数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确立了坚持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然而，自80年代以来，为了扭转社会治安的混乱，死刑罪名不断增加，致使我国死刑罪名从1979年的28个急剧跃升至1997年的68个，死刑的判决也从例外情况下的选择演变为经常性的司法实践，与世界各国限制、废除死刑的趋势背道而驰。过多的死刑适用不仅给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形象抹了黑，使得引渡工作无法展开，[31] 同时也让我国死刑数字羞于公布，与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及国际条约的要求相悖。[32] 更重要的是，过多地适用死刑必然会增加误判的机会，而死刑误判剥夺了无辜者的生命，很容易引起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根本怀疑。对过多适用死刑所带来的上述危害，已经引起了我国最高决策机构的高度关注，死刑复核权的收回就是其举措之一。
死刑复核权本质上属于司法路径，即在立法上还大量规定死刑的情况下，通过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的方式，在司法适用中少判处、不判处、不执行死刑，从而使立法上规定的死刑在司法中得到限制、搁置和冻结，形成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局面。之所以作此选择，在于司法控制与立法控制相比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表现在，一是可以在实际上不适用死刑的同时，保留死刑的威慑作用；二是司法控制具有隐蔽性，不至于遭受立法废止那样的阻力，而达到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同样效果；三是死刑的司法控制使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长期备而不用，可以淡化民众的死刑观念，从而最终为立法上彻底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创造条件。死刑司法控制的上述优势，使得其成为许多国家废除死刑的必经之路。[33] 在当年法国废除死刑路径选择时，法国著名政治家罗贝尔?巴丹戴尔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往后的几年里，应当是在司法范围内关起门来直接反对死刑。”[34]
基于死刑司法控制路径的重要价值，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以后，我国学者乐观地估计：“（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程序问题，而是一项马上就能减少30％，的死刑数量的立竿见影的重大措施。”[35] 笔者认为，学者的上述预期是可以实现的。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的实践也已经证明，通过该程序，死刑适用数量已经大幅下降。[36] 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绝大多数死刑条款对适用条件规定得比较笼统，[37] 这就为死刑的司法控制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以死刑适用数量最多的故意杀人罪为例，在立法对该罪的罪状以及法定刑尚未修改的前提下，最高法院对故意杀人罪的各种具体情形进行了细致区分，将死刑适用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并对如下情形一般不再考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而使得该罪的死刑适用数量大幅减少：（1）实施间接故意杀人的。间接故意杀人者的主观恶性与直接故意杀人相比显然要轻，因此，世界各国均将死刑限制在“蓄意而结果为害命”的直接故意杀人犯罪之中。（2）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劳资、山林、水利、土地等民间纠纷激化而引起的杀人案件；被害人一方存在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38] （3）被告人的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案发后，被告人或家属对被害人或家属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得到被害方谅解的。（4）对年迈者、刚满18周岁者、婴幼儿母亲、智力障碍等特殊主体尽量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5）具有类似于自首、立功情节的人，一般可以考虑不杀。包括被告人主动归案，但没有如实交代罪行；被告人亲属协助司法机关将被告人抓获归案的。（6）共同犯罪案件中，应当在主犯中尽量区分出罪行更为严重的主犯，对其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