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认识、混乱的体制、良莠不齐的鉴定人队伍、对一个问题反复鉴定得出数个不同的结论，这均直接影响着鉴定结论的科学可靠性，给本来就缺乏某些专门知识的法官的审查、认证增加了难度，使得关于鉴定结论的纠纷日渐增多。如，人民群众对医疗事故鉴定的可信度大加怀疑，认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只是医方的保护伞，毫无公正可言。为此，鉴定理论界、鉴定实务界以及实际审判部门开始呼吁就鉴定问题专门制定有关的法律。[6]

　　（四）评介

　　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视鉴定人为专家证人，这其实是证人能力制度的一个例外。因为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2条规定，证人必须对待证事实有真实体验方能作证；专家证人对待证事实并无亲身体验，但其提供的意见证据服从该规则。视鉴定人为证人便意味着鉴定人必须履行一般证人的义务。而传统的英美法认为，证人作证最理想的状态应具备三项条件：宣誓、在事实审理者面前作证、受交叉盘问的限制，这样才能保证证人证言的真实性。[7]在这种“追求”下，作为证人之一的鉴定人必然要出庭作证，要宣誓，要就其作出的鉴定结论接受质疑、盘问；其鉴定结论是否采纳、采信则还要取决于法官的认证。

　　在大陆法系国家，鉴定结论具有较高的证据地位，这与他们实行鉴定权制度、法官主导诉讼进程密切相关。以法国为例，在法国的刑事诉讼中，具体的鉴定活动虽由鉴定人来完成，但鉴定的决定权以及是否起用某鉴定人则由预审法官决定。预审法官同时还有权规定完成鉴定的期限，并对鉴定人的鉴定活动进行监督。[8]在法国民事诉讼中，“法官得委派其挑选的任何人，通过验证、咨询或鉴定，以查明应有技术人员协助才能查明的某个事实问题。”“鉴定人应当告知法官其鉴定活动的进展情况。”并且“在技术人员进行工作的时候，负责鉴定事务的法官可以在场”。[9]如果进行鉴定时法官在场，笔录应记述法官的见证并经该法官签字；如果进行鉴定活动时，检察院派员到场，应其要求，检察院的意见以及鉴定人可能给予的答复，则均应在鉴定意见中记述。[9]（P274、P277）从这些规定中不难看出，鉴定人其实就是法官“科学的助手”。

　　然而，有法官的监督、参与，得出的鉴定结论就必然是真实可靠的吗？我们认为未必。因为就该专门问题而言，法官毕竟是外行；即使是内行，也无法保证鉴定结论必然便真实可靠，这是由鉴定结论的性质决定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说哪种做法更好，一项法律制度的建立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力图找出其追求的价值所在。假定法官是高素质的、公正的，那么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模式并无优劣之分，都是为了追求司法公正，所不同的只是法官对鉴定结论形成内心确信的方式不同而已：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质证、辩论，最终形成自己的内心确信；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主要通过对鉴定人的挑选、对鉴定活动的参与、监督，形成内心确信。另外，大陆法系的做法更有助于查清事实，其诉讼成本较低，效率较高；英美法系的做法则更注重追求平等和公正。如果法官素质较低且有失公正，则这两种模式都是失败的。但相比较而言，大陆法系的做法更易导致主观擅断，原因有二：（1）法官极易左右鉴定人；（2）大陆法系没有系统完备的证据排除规则约束法官，法官采用鉴定结论时容易先入为主，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英美法的做法与之相比更为可取——其发达的证据规则可以或多或少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比如传闻规则就排除了只有庭外陈述而无当庭陈述的证据的证据资格。

　　目前我国法官的素质普遍较低，枉法擅断现象时有发生。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应借鉴英美法的做法，将对抗制的合理因素引入诉讼活动，并视鉴定结论为普通证据，使其同样接受质证、认证。我们正在进行的庭审方式的改革正是对抗制合理内核引入诉讼活动的真实写照，它要求鉴定结论并无例外地与其他证据一样接受质证和认证。如此，鉴定结论的错误、漏洞会在质证过程中暴露出来，尤其是当同一专业问题存在多个鉴定结论时，法官可通过质证以决定鉴定结论的取舍。这样既可以解决反复鉴定的问题，节约诉讼成本，又可以通过程序的公正实现实体的公正。对鉴定结论的证据地位予以正确的认识，其意义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