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具戏剧性的是，在批判了传统办案思维之后，在指责陈新国等人办案手段单调的缺陷的同时，曲阜的检察官们也突然发现，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不得不面临一种选择——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办陈等人的案子？是依赖传统的口供，还是走一条迥异于传统思维、以前从未尝试过的新路？

　　“讯问，然后在口供中寻找突破，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如果这么做，那我们的行为和陈等人对待黄公元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一位主要办案人员如此阐述当初的办案思路，“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另外，从现实情况看，依靠陈等人的口供破案也有很大的难度。

　　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上想寻求办案手段的突破的主观意识，逼着曲阜市的检察官们走上一条以往没有走过的新路——在不依赖嫌疑人口供的情况下，通过其他手段，寻找证据，查明真相。

　　“你可以不说真话，我们也不强迫你说，但是一旦有证据证明你犯了罪，那么你不合作、不主动交代的态度，将会使你在法庭上遭受不利的判决。”采访中一位检察官的陈词，不由得让人想起美国的警匪片中，歹徒被捕时警察常念叨的一句“名言”——“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

　　尽管这位检察官并没有明确提到“沉默权”，但事实上，他的观点已明白无误的说明，他们正尝试着给予嫌疑人一项我国刑诉法还没有承认、但确是现代法治国家犯罪嫌疑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沉默权。虽然，这种给予也是出于无奈。

　　这种尝试从根本上挑战了我们司法人员长期以来对口供的依赖，因为沉默权说白了就是对一个司法人员的讯问是否陈述、陈述什么取决于自愿，任何人都不能施加压力。沉默权从本质上排斥了刑讯逼供。有了沉默权，也许黄公元就不会死去。因为他根本无须担心会受到盘问，也无须考虑是否要逃跑（假设陈新国等人所说的是事实），接受考验的不是他们，而是刑警的智慧和寻找证据的能力。

　　这种尝试也是给自己出了个难题。“重口供，轻证据”到“重证据、轻口供”毕竟不是词语位置颠倒的问题。

　　尝试是围绕一系列的侦查实验展开的。

　　检察官们认为，只要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下，黄公元没有逃跑，或者黄公元没有逃跑的条件，那么就充分说明陈新国等人所谓“逃跑”一说不成立。如果黄没有逃跑，却被全身电击，唯一的答案就是陈等人对黄进行了刑讯逼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