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待判决案件与判例的事实或情节相反的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判例便从相反的方向对定罪量刑发生影响。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适用于罪与非罪的认定。如果判例认定的案件事实（情节）重于待判决案件事实（情节），判例认定该行为不构成犯罪，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的，待判决案件当然应认定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宣告无罪；如果相反，判例认定的事实（情节）轻于待判决案件认定的事实（情节），判例认定该行为构成犯罪，判决被告人有罪的，待判决案件当然应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判决被告人有罪。另一种情形是适用于此罪与彼罪的认定。如某判例载：某甲欲杀某乙，使用爆炸手段将某乙的房屋炸毁，因某乙的房屋是单门独户，周围没有邻居，所以法院认为没有危害到公共安全，认定某甲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罪；后来又发生一案件，某丙为达到杀害某丁的目的，以爆炸方式将某丁的房屋炸毁，因某丁的房屋同他人毗邻，爆炸造成周围几户的房屋受损和人员伤亡。根据判例所载明的原则，没有危害到公共安全的，不定爆炸罪，这里出现了相反的情形，爆炸行为已经危及公共安全，所以应定爆炸罪。
2.刑法判例适用与刑法适用、刑事（审判）司法解释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是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律规范。刑法的适用是最基本的刑事司法活动。在罪刑法定主义下，绝对罪刑法定原则排斥刑事司法解释的适用和刑法判例的适用，要求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只能被动地执行法律，把刑法条文对犯罪种类、犯罪构成要件的明文规定，作为对现行案件定罪的惟一，绝对禁止适用类推和扩大解释，绝对禁止适用习惯法，把成文刑法典和刑法法规作为刑法的唯一渊源，绝对禁止不定期刑，要求刑罚的名称、种类、幅度，都必须由法律加以确定，刑期必须是绝对确定的，既不允许存在绝对的不定期刑，也不允许规定相对的不定期刑。因此，刑法的适用是惟一的。然而，绝对罪刑法定原则因其绝对、机械、不合实际的缺憾已成历史烟云，代之而起的是相对罪刑法定原则，而相对罪刑法定原则本身就包含了对刑事司法解释的需求，为刑事司法解释的生存、发展和适用提供了空间。
刑事（审判）司法解释，是指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刑法规范问题，进行阐明的活动或阐明结论。刑事司法解释的对象为刑法规定，但是刑事司法解释所解释的刑法规定的范围具有一定的限制性，仅对有关定罪量刑的刑法规定进行解释。刑事（审判）司法解释应受制于罪刑法定原则，禁止扩张解释和类推解释，刑事（审判）司法解释属于有权解释，对全国的刑事司法活动具有普遍的拘束力，各级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都必须遵循。
刑法判例，是由司法机关就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进行的解释，是法官把案件事实同抽象的刑法条文结合起来形成的判决。不管人们承认与否，每一个刑事判决都是法官对法律的解释，而非法律在判决中的成像。就刑法判例和刑事司法解释的关系而言，二者同属适用解释的范畴，都是解释刑法的方法。但是二者性质不同，功能各异。具体讲，刑事司法解释是条文化的适用解释，主要解决法律适用中的共性问题，其使用的多为概括性词语，是连接罪刑的相对性和具体案件确定性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刑法判例属个案化的适用解释，主要解决法律适用中的个性问题，其价值在于为现实案件的定罪处刑提供直观的实例标准，是具体化了的刑法。
从法律适用角度来考察，刑法、刑事司法解释和刑法判例各有自己特定的适用价值和空间：凡刑法规范明确、具体，待判决案件可以“对号入座”的，刑事司法解释和刑法判例就失去了存在价值和适用空间。如，1997年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法条明确具体，所审判案件符合此种情形的，直接引用本条定罪处刑，根本没有必要去适用刑事司法解释和刑法判例。相反，对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犯罪构成使用模糊词语，内涵不明确的，就需要法官去“找法”。如，1997年刑法第68条第二款规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何为“重大立功”？“何为”“自首”？刑法条文本身不明确，就需“找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条对自首作出了明确解释，第7条对重大立功作出了明确界定[11]（P206-208）。待判决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后自首又构成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适用这一刑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法判例适用的独有价值是刑法分则犯罪构成的模糊用词，如：“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和法定刑的相对不确定。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何为“情节严重”，何为“情节特别严重”？同是“情节特别严重”，是处十年？十五年？还是无期徒刑？如何尽可能做到罪刑相适应，不因法官个人因素出入人罪？只有遵循先例——刑法判例，方为最佳选择。因此，刑法判例、刑事司法解释、刑法三者的适用相互补充，从三个层面对罪刑法定原则实施提供切实有效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