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笔者从来没有说过，中国学生更多的念法律不好，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亟需相关具体真正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在国际法律人才竞争中，市场极大，基本是被外国人所垄断，中国企业有诉讼等法律事务，基本是让外国律师承担的，同时我国企业在这方面被外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坑蒙拐骗”的次数不算少数，但因为国内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就算被“坑蒙拐骗”，也得请他们，否则造成的捐失会更大。以上仅是国际法律人才方面，国内也是一样，我们现在亟需善于制度设计的人才，推进改革，亟需善于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解决纠纷的法律人才。如果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那么在21世纪，中国的社会进步，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法律人，就应起三十年前经济学家所起的作用。任何一个有想法，有追求，有理想，有抱负的学子，都应来到法学院，没有哪一个专业，既有思想深度，又善长于制度设计；既有思想自由，又能“入世”贡献。当然最后还要归结到一点，大家从一进法学院所担心的就业问题。如果是负责的法学院，提供你成才的所有要求，剩下就只剩看你如何做了。是金子总会发光，如果可能是金子，好的法学院会让你变成金子，还发光发亮。关于就业，一个正常的社会，对于社会贡献最多的人，对于其回馈也应是最多的，各行业都是如此。法律这行业也是一样，同时法律人，还比其它专业多承担了一项任务，就是在遵守规则的同时，要推动规则走向更加公平合理，让社会更加公平正义。
法学院：法科学子的噩梦与美梦都能存在的地方。
但何为负责的法学院，提供你成才的所有要求，至少提供一套好的教育制度。基于现在的法学教育困境，稍有责任感的法学院系，在面对来自学生要求、国内需要，同时又有国际竞争的情况下，采取了变革方式。而关于21世纪的法律教育如何形成，至今仍处于讨论中。只要每次某法学院院庆时，法律教育必是核心议题，虽然不知有了多少院庆，但能拿出手、正在试验的改革方案，却屈指可数。
“三三制”南洋特班的希望与历史使命
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三三制”南洋特班的形成，实际地说，主要是为了解决法科学子的就业问题，我国现在的就业情况基本是法律硕士主要是去考公务员，当法官或检察官，少部分进了公司，还有极少部分成为律师。而成为律师的基本处于低端水平，没有办法参与高端竞争（水平、教育、生源等多方面造成的）。而这与我国当时对于法律硕士的定位：与美国J.D一样的作用，完全背道而驰。但与些同时，在抱着政府这根“大腿”的同时，除了越来越难抱上之外，另一方面，在充满“水与油”的国际高端法律市场，却有极大的需求，但却没有人或没有能力加入竞争。而从长远来看，中国处于转型时期，处于竞争压力巨增、矛盾突出、问题频发、风险高系数的情况下，急需富于正义感、责任感，具有深厚的教养和专精学识，娴于法律技术，善于进行创造性思考，具有国际眼光的法律专业人才来进行“解构与建构”。而南洋特班更是着重于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而这与现在已经是已具相当规模，在很多学子眼中比法律硕士更高一层地位的以学术为志业方向的培养目标（至少宣传上是这样写的，不过全部是以学术为志业，那我们的博士招生不知还得扩招多少倍才能满足。）的法学硕士增大规模培养而言，是不合时宜的。大家争相考取法学硕士，难说真心有几个会安心进行学术活动，而更多的是源于现在的奖学金制度偏向于法学硕士。而对于这种非常态的法学教育情况来说，南洋特班尤如一颗启明星，在漆黑的道路上给出前进的道路与希望。办“三三制”特班事小，但却关乎为未来为数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法科学子的前途，也事关中国社会的发展大任。现在的法学院英文名，国内基本都是Law School, 而不是College，Law School更偏重的职业教育，而我国大多数的法学院用的是law school，但更多的却为的是College的事务。College是好，但太多的College人才，太少的实务人才，无疑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南洋特班就是承担从College向Law School的实质转向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