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有利之处就是我们大致知道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但仅仅是大致的方向，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再造的过程。虽然指引我们的制度，甚至是基本的宪政制度不可能我们全盘照搬的，但这些西方宪政制度（特别是英国、美国宪政制度）的历史事件与发展过程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值得我们思考。至少，未来的制度在制度设计时，在功能上必须达到相似效果。也就是说，中国今天在制度演进上，比当年英国宪政制度演进时有一个有利之处，知道演进的大致“终点”（实际上没有终点，至少相对于今天而言，有一个中间的终点而已）。那么我们在制度演进中所能采取的态度就不再是“欲望”的支配下的事业，而是在计划之下，坚持的一种事业，即对之不断重复，以成为一种制度。
进一步说，中国制度演进过程中，我们可以对他人运行非常成熟的具体制度进行研究与思考，以对该制度有全盘的把握，不仅仅需要理解与思考这些制度运行的通行规则，还需要研究该制度运行的例外，甚至是若干列外；同时需要对这些制度在中国语境运行的正功能、负功能进行恰当考虑，特别是负功能需要以之作为制度运行例外的例外，最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制度。简而言之，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即要充分熟悉西方，又要真正理解自己（优点与不足），使中国当下的制度优点与西方制度的优点实现宪政制度再造。
一言以蔽之，即计划下的宪政制度演进，而非自然演进下的制度演进[31]——这是中国语境下的再思考。
再次，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甚至更好地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对现状有个理性的、清醒的认识，充分难度考虑与时间的长期性。有了目标与方向还不够，还需要知道“起点”与“终点”之间到底有多少阶段需要经过，更需要困难需要克服，还应该知道经过这些阶段需要大致多少时间（通常来说，都需要长时段才能经过）。我们才会有耐心、一步一步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比较顺畅地解决问题，也不会被其他不必要的细节性的法律问题羁绊；才会愿意让制度演进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流转。
这时，通过对制度演进的一种初始位置的思考与分析，可以在制度演进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划分出若干清晰的阶段，或许转型问题就没有那么难了，还可以对现有制度充分利用，对该制度的突破也就会信心满满，实现也指日可待。只有这样的计划与规划才是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而不是沙滩上，这样才能使制度演进事业少走弯路，可以让公民少经历“秋菊的困惑[32]”。实际上，对于中国这种后发型国家，现有制度与演进的理想制度必然存在太多差异，甚至属于异质性差异，实际上也是巨大差距；理想制度的落实过程（亦即从起点到终点的过程），就相当于将一同浑水沉淀，通过时间的经过，阶段的经过，清浊立现。
一言以蔽之，必须考虑制度演进的时间性与艰难性特点——这是大宪章事件能够带来的第二点启示。
总而言之，在中国语境，在笔者看来，《大宪章》作为英国宪政制度演进的偶然事件时，我们至少可以学到：在今天可以理性思考的时代，我们如何利用偶然性事件，以及如何充分利用当下制度以实现制度突破；同时，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可以看到若干阶段，在阶段中通过时间、主观毅力的坚持以早日到达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性的、大致的“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