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方面来看，怎样利用东方文化里的“持中”特点去改变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单向度的人”是有一定的挑战的。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意识状况。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只有改变发达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才能避免“单向度”。这种“单向度的人”应该就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异化”的表现。如何从根本上消除“异化”应该只能从改变经济基础开始。马克思认为只有将经济基础从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异化”。但是在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的消灭“异化”的方式是在充足的物质条件下使个体摆脱阴暗的人性而达到自我的解放。这种理论我们没有实际条件去验证，因为在生产力相比较没有特别发达的社会里忽略人性的缺点的试验往往要负担很高的社会成本。并且如果一味等待另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的出现而忘记实践的话就会陷入决定论的泥沼中。用“持中的哲学”即东方的文化去作用于发达工业社会绝不仅仅是将东方的文化因素去生硬的套到原本没有这种文化因素的社会中。比如不能苛求在西方社会中推行心性哲学以达到所谓的“中和”。但是我们可以摆脱具体的文化形式去探求东方文化的特质来调节发达工业社会的过度的物化趋势。
东方文化即“持中的哲学”相比于西方的“意欲向前”的文化的重要不同便是对宇宙的看法。西方文化中过度的将宇宙看做一种物质的外在体，对于这种宇宙只能是不间断地探求其内部的原理，而没有在探索过程中停下来思考个体与整个宇宙的关系。当然这种思考仅仅指将宇宙赋予人格化的倾向下进行对等的思考。而在东方文化中很大的程度上将外界人格化了，用一种绝非数理逻辑所能量化的“道”去解释个体与外界的关系。东方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应该能解决发达工业社会中文化意识领域的弊病的。
如果说发达工业社会是现代每个国家都不可逾越的阶段，那么这种对文化的中和更具有普世性。当我们纵观早先进入发达工业社会的西欧诸国的意识上层建筑，种种贴着“后现代”的事物层出不穷。诸如此类“后现代”的文化似乎总摆脱不了对物质社会的自我救赎对信仰领域的深刻反思。或者彻底陷入“犬儒主义”的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历史应该是向前发展的，在生产方式具有普世性的现代社会里，“后现代”社会或者说物化的社会会出现在每个国家里，每个个体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单向度的人”，与其在物化中不能自拔，还不如在认可科学的前提下追求“持中的哲学”所带来的心性安静。或许这样人类才能看到“后现代”之后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