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等一系列刑事误判案件的情况来看，中国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另外一种形式的“留有余地”裁判，那就是在案件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尚存明显疑点的情况下，法院没有依法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而是宣告被告人构成犯罪，但不科处死刑立即执行，在量刑上“留有余地”，选择死缓或者更为轻缓的自由刑。例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宣告杜培武构成故意杀人罪，并认定其枪杀两名警察的前提下，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湖北某中级法院在认定佘祥林以残忍手段杀害妻子、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前提下，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赵作海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情况下，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现实中的“留有余地”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案件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形成“疑案”或者“疑罪”；二是“疑罪从有”，也就是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罪尚未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案件，降低证明标准的要求，违心地做出有罪判决；三是“疑罪从轻”，亦即考虑到案件存在合理的疑点，对被告人定罪多少有些牵强，为避免冤杀无辜，在量刑上不选择最高刑，对于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改判死缓、无期徒刑或者其他自由刑。
本来，在定罪证据存在疑问的情况下，法院只能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但各地法院却对这些尚未达到法定定罪标准的案件，做出有罪判决，这显示出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疑罪从无”规则并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从理论上看，定罪证据不充分从来都不是法院从轻量刑的理由，两者几乎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只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却使得定罪证据不足与量刑从轻建立起了现实的因果关系。所谓“疑罪从轻”，尽管也属于“疑问时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属于宽大量刑的表现，但它是现实中存在的一种裁判方式，是“留有余地”裁判方式的现实形态。这种裁判逻辑既不是高层司法官员所推崇的，也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所明确提倡的，但它普遍地存在于中国司法实践之中，盛行于各地法院的刑事审判实践之中。
三、法院选择“疑罪从有”的外部原因
迄今为止，法学界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于“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进行客观研究的并不多见。[5]大多数评论者都持有一种泛政治主义或泛道德主义的立场，在没有做出多少客观分析的情况下，就对这种裁判方式进行或批评或赞同的价值评判。有些评论者似乎站在一种道德主义的高地上，以裁判者的身份，对于“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进行了批评。[6]而有些评论者则从中国司法现状的角度，对法院采取“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给予了同情和理解，认为这种裁判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智慧的，法院维护了司法独立的底线。[7]这种道德评论固然有其存在的意义，但假如在一起刑事误判发生之后，社会各界普遍持一种道德评判的态度，法学界也不去冷静地反思造成误判的深层原因，那么，我们很难指望刑事司法制度会发生实质性的改革，我们也不可能找到根除冤假错案的制度土壤的有效办法。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拟从公安机关面临的压力、被害方的非理性诉求、公检法机关与案件的利益关系等方面，分析造成“疑罪从有”现象的外部原因。后面，笔者还将从法院审判制度自身角度出发，讨论产生“疑罪从无”问题的内部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