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收入导向型”阶段(2000年至今)。这一时期，各行明确将中间业务定位于与资产、负债业务同等重要的地位，大力推动中间业务从辅助业务向支柱业务转变；确立以中间业务收入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施业务品种结构调整，中间业务创新重心从简单代理型业务转向咨询顾问、基金托管、理财、衍生品交易、代客风险管理等附加值较高的业务，个性化、特色化收费产品不断增加；中间业务经营策略从全面进入型向策略性进退结合型转变，实行成本否决，主动退出低效市场。各行中间业务发展力度明显加大，如四大银行均成立了中间业务委员会等组织和部门，制定中间业务发展规划，推行中间业务收入计划管理，完善中间业务考核奖励制度，细化会计核算等。各行收费意识大为增强，银行服务收费成为媒体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这一阶段，中间业务收入增长明显加快。
回顾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开办中间业务的历史比“中间业务”概念悠久。国有商业银行成立伊始就开办中间业务，而“中间业务”概念直到1995年才提出。二是“先子后父”。在对资产、负债业务准入实行严格监管的同时，监管当局对中间业务采取了“默认一观察发展效果一认可”的策略。2001年《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出台的时候，中间业务被提上议事日程已六年有余，已发展到九类300多种。
(二)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制度基础的变革
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兴起与发展与我国经济金融体制转轨紧紧结合在一起。伴随着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国有银行经历了“行政化、企业化、商业化”三个发展阶段，目前已进入第四个发展阶段，即以建设现代商业银行为目标的“现代化”阶段。国有商业银行制度的变迁影响着中间业务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我国实行单一的银行制度，人民银行作为政权机构和金融企业的混合体而存在，信贷、结算、现金出纳等制度设计主要是严格监督和保证高度集中的计划任务的执行和实现(黄达、2003)，以服务国家计划为目标，各级分支行行长决策权限很小，控制权收益较低，银行治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经营成果与经济利益不挂钩，激励约束方式以政治思想工作、晋升等非物质方式为主。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推行以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革为中心内容的企业化改革，国有银行开始有了竞争存款的动力，再加上实行行长负责制、引入利润留成等激励方式，促进了国有银行企业化经营的进程。但以官本位、行政管理、计划控制、经营管理目标服从于政府宏观管理目标，*863 业务品种和服务内容安排服务于国有部门为主导的行政性治理仍起支配作用，中间业务经营目标与政府目标耦合一致，国有银行很难有发展中间业务的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