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规定在量刑、缓刑、减刑、假释时都必须采纳品格证据
对犯罪人的量刑、缓刑、减刑、假释，都是建立在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基础之上的。对某个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估的依据，除了犯罪行为产生的危害后果以及主观心理状态以外，犯罪人的名声、行为倾向、前科状况、考察与改造期间的表现更是主要依据之一，而这些依据实际上就是品格证据。
如果我们在对被告人定罪时采用品格证据还有所顾虑的话，在对犯罪人进行量刑、缓刑、减刑、假释时，则应当放心大胆地使用品格证据。只有这样，才能使量刑、缓刑、减刑、假释有正确的根据，也才能正确发挥这些刑罚措施的功能。相反，如果在量刑、缓刑、减刑、假释时不考虑品格证据，那么对犯罪人正确量刑、缓刑、减刑、假释将会遇到很多困难，这些刑罚措施将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实际上，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犯罪人的量刑、缓刑、减刑、假释多数情况下都要考虑采用品格证据；并且，我国刑法对量刑、缓刑、减刑、假释的规定，已经明确地为使用品格证据创造了条件。
结语
品格证据是非常特殊的证据，尽管英美国家对品格证据的争论较为激烈，尽管我国法学界对品格证据不感兴趣，因而它处于被遗忘的角落中；然而，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却在大量使用品格证据，我国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为确立品格证据规则创造了条件。品格证据缺位对在我国建立一个完备证据制度来说，是一件令人深感遗憾的事情。因此，根据我国司法实践中使用品格证据的现状，结合英美国家品格证据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品格证据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品格证据的问题本来很复杂，建立品格证据制度还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而本文所提出的品格证据制度，仅仅是一个“粗线条”轮廓，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尚待有心人努力而为之。
【作者简介】
任惠华，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侦查学、证据法学；杨立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注释】笔者发现近几年国内学者所编的证据法学教材，讨论品格证据的凤毛麟角；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搜索，以品格证据为主题的文章不到10篇，这些文章主要是介绍性的，而在我国如何建立品格证据制度，尚无人涉及，足见品格证据在我国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也有学者将“以前发生的特定事件”从品格证据中分离出来，并称之为“类似事件”。但是，“类似事件”和品格证据实际上是很难区分开来的，因为“类似事件”能反映“行为倾向”，而“行为倾向”又常常以“类似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为了不引起混乱，本文不主张将“类似事件”从品格证据中分离出来。（参见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75页。）
即使是将未成年犯罪人放在专门为他们设置的管教机构中，也经常实现不了对他们的改造、教养目的。因此，“一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意识到，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社区教养，比把他们关押在专门为他们而设计的机构中，能更为有效地使其改过自新。”Arrigo，B．A．，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Psychology：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in Crime and Justice，Academic Press，2003，p，159．，
无独有偶，在美国的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的犯意（mens rea）时，也可以利用被告人的其他不端行为来证明犯意，其中典型的例子是Huddleston v．United States案。在该案中，被告人涉嫌贩卖一批从待运货物中盗窃的Memorex录影带而被警方逮捕并被起诉，被告人承认自己持有并且贩卖录影带，但是声称自己并不知晓自己所持有的是录影带是赃物。然而，控方援引被告人此前两个未受审判的不端行为作为证据，证明被告人对录影带为赃物这一事实并非毫不知情。参见吉尔伯特·B．斯达克，诺曼·M．嘉兰，《执法人员刑事证据教程》，但彦铮等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355—3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