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事诉讼活动一样，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刑事法官对证据的审查、核实和认定，也应在法定证据规则的基础上形成内心确信，并将内心确信客观化。一直以来，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不足和滞后，明显不适应刑事诉讼中复杂证据运用实践活动的需要。这种不适应，体现在刑事审判工作的实体结论和程序处理等方方面面，不时发生的冤错案件是极端体现，刑事裁判文书中列举证据所存在的问题也是重要表现。目前，制定统一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时机尚不成熟，《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是基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首先对死刑案件所制定的证据规则。为此，在审理死刑案件中，刑事法官不仅应严格依据《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形成审查判断证据的内心确信，而且应在刑事裁判文书的列举证据方面，修正以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围绕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结合逻辑推断，实践《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的严格要求。
（一）贯彻程序法定原则，非法言词证据、未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非法取得的物证和书证，不得作为定案且在文书中列举的证据
《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条规定，“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核实和认定证据”，从而确立了程序法定原则。如同实体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一样，程序法定原则既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刑事法领域实现人权保障的基础。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是程序正义的体现和要求。[10]《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不仅在“一般规定”部分确立了程序法定原则，而且在“证据的分类审查与认定”部分，明确规定了对于明显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其中规定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没有制作笔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以暴力、威胁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作出鉴定结论的鉴定机构不具有法定的资格和条件，或者鉴定事项超出其业务范围的；勘验、检查笔录存在明显不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的情形，并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说明的等等，均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为此，刑事法官在死刑案件的裁判文书中，必须更加注重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并且排除未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非法取得的物证和书证，以防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贯彻未经质证不得认证原则，用以定案且在文书中列举的证据，都必须经过庭审举证、质证
《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4条规定，“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从而确立了未经质证不得认证原则。司法实践中，庭审质证方面的问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1.质证不充分、走过场，法庭未能对证据展开全面、深入的调查核实。在个别情况下，有的法官甚至将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2.在庭前审查中，对控诉方主要证据复印件中的证据先入为主，往往未经庭审就基本形成对控诉方证据的确信。3.法官在庭审时不能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重控诉方证据，轻辩方证据，不能平等地保护辩护方行使举证权、质证权，造成辩护方对控诉方证据的质证流于形式，而辩护方不仅难以被允许举证，即便允许举证也往往未经充分质证而被法庭否定的不公正现象。[11]从死刑案件裁判文书的情况看，虽然不多但仍可见到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列举其中，而采信并列举法庭质证不充分的证据（有些质证不充分的问题，可能是法庭笔录反映不全面所致）则比较常见；在事实叙述完毕后，通常用“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或者“有下列查证属实的证据证实”的表述，不注重写明证据是否经过质证。质证是司法证明的一个基本环节，是法官在认证之前的一个必经程序。未经质证，不得认证，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经公开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确立未经质证不得认证原则，要求刑事法官强化质证意识，用以定案且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列举的证据，都必须经过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被法庭确认；在列举证据之前，应使用“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的引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