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衡量标准，白领犯罪具有较高的犯罪率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对白领犯罪忽视的程度，则是因为对其定义选择的不同。“贵族论”观点通过仅考虑官方数据所披露的案件，试图将白领犯罪的影响降至最小化。“平民论”观点则注重从权力、威望和作为概念的特权的角度，来理解白领犯罪这种犯罪现象。
这种理论构成不同于萨瑟兰与塔潘（塔潘受过法律和社会学双重领域的训练）之间的争论，二者的争论发生在萨瑟兰提出白领犯罪概念之后不久。作为“贵族论”观点的代表人物，塔潘认为白领犯罪这个词是松散的、不敬的、教条的，并认为犯罪学家应将自己限定于对“实施了特定犯罪而被判有罪”的犯罪人的研究中。[38]而作为“平民论”观点代表人物的萨瑟兰，则认为如果犯罪学家将自身限定于导致刑法研究内容的固有偏见之中，将会丧失追求社会科学事业的诉求。[39]
修正主义者反对萨瑟兰的观点，认为它是“有选择地下的定义，以迎合个别学者的意识形态偏见”，并认为萨瑟兰代表了反对公司和具有崇高地位的人的贵族论观点。[40]奇怪的是，当这些反对意见仅仅围绕个人白领犯罪展开时，并没有关于法人犯罪的修正主义观点。这些目前构成萨瑟兰经典著作《白领犯罪》一书最大组成部分的犯罪，作为一种独立的违法行为类型，其首次的提出者是克里纳德和昆尼（1973年）。
当绝大多数法人犯罪和有限合伙犯罪是由小企业（一个几乎被完全忽视了的犯罪主体）所实施时，媒体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大型公司的丑闻上。这些丑闻包括20世纪80年代储蓄和借贷业的垮台、安然和安达信会计丑闻，以及最近发生的波及全球市场的美国经济体系的崩溃。
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2008至2009年全球经济崩溃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有缺陷的金融政策、违法行为、贪婪、极端的不负责任，以及为数众多的集体性无知和彻底愚昧。至今，最受关注的犯罪集中在由伯纳德·麦道夫实施的650亿美元的旁氏骗局，这不像是由顶尖公司的金融家实施的骗局，而更像是一般诈骗者所玩的把戏。[41]原来的一些公司，例如华尔街大鳄美国国际集团（简称AIG）、全国金融公司、雷曼兄弟以及贝尔斯登等公司实施的诈骗行为，现在已很少受人关注。[42]这些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充斥着含有次级房贷的暴跌证券，都被它们的竞争对手购得，或者是被联邦政府用纳税人的巨额资金保释出来。对于绝大多数观望者（包括犯罪学家和一般的公众）来说，这些公司的行为代表了错综复杂的、晦涩难懂的商业惯例，这种商业惯例很难被人理解并用音符表现出来--因此，这些行为的犯罪内容很容易被人忽视。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国内抵押贷款的惯常做法。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由于“次级贷款”，往好了说，是欠谨慎的；往坏了说，则是刑事诈骗。房地产泡沫的爆发及其迅速扩大，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大量取消抵押品赎回权事件的发生，国内市场价值迅速萎缩，那些持有打包贷款和债务投资的人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此外，尽管一些最老练的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领域臭名昭著，但他们仍允许并鼓励这些极端欠谨慎的做法。就在房地产泡沫爆发前，已有评论家指出了危险信号的存在，并为这些公司所面临的风险进行了“诊断”：
这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们，以偏执的动机（这种动机对今日荒诞的补贴制度至关重要），参与进了这些极大地增加了公司风险的惯常做法中，他们的目的是提升公司收入并确保个人收入也有大幅度地增长。这些可耻的收入跟随这些CEO一起被查获…薪酬和劳动生产率（以及忠诚）在美国的金融机构中彻底丧失了。[43]
这种观点在论证有必要展示一个相当健康的资产负债表（为了证明给公司的CEO们发放无耻的薪酬是正当的）方面，可能是过于善良了。[44]贝尔斯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吉米·凯尼，连续两年拿着2700万和2800万美元的奖金，他在这个夏天的每个周四都丢下工作，每年花上30天的时间来参加桥牌比赛。与此同时，他所任职的贝尔斯登公司正面临着破产，被迫接受摩根大通银行的救助。[45]
虽然执法部门（其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本土安全上）在调查和处理次级贷款问题上将面临巨大困难，但次级贷款领域的违法程度仍尚需观察。自2001年以来，联邦调查局（FBI）中处理白领犯罪的人员已减少了36％，同期由FBI调查的刑事案件已缓慢下降了超过25％。[46]雪城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白领犯罪的追诉率已下降了50％。[47]
“监管舞弊”或由大公司的内幕操控者实施的诈骗能延伸为通货膨胀和金融泡沫，并最终导致制度危机。[48]海曼·明斯克，就是关注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他用“旁氏期间”来形容金融泡沫的蔓延。[49]这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而非简单的隐喻。金融泡沫中“自选的武器”开始发挥作用，其主要的目标被害人包括企业及其股东、债权人和消费者。这股诈骗的浪潮既不是随意的，也并非不理性。它们发生在“犯因性环境”为违法行为提供了背理动机之时。布什政府时期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和执法，美联储前任主席阿兰·格林斯潘作为政策的推行者，允许这样的犯因性环境在与起源、销售、国内贷款的证券化有关的行业中蔓延。[50]建立在这些“不良资产”基础上的金融衍生品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兜售。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2009年反问道，“经济学家怎么会犯这种严重的错误？”他给出的简短答案是“经济学家整体言之，常把披着精妙数学外衣的美丽误当作真理…这个行当失败的中心原因乃是那种苦苦追求一条无所不包的、思维上优雅的、并能给经济学家以炫耀数学才能的研究路径。”[51]构建起太多的人际关系的数学模型，他们对经济现状的描述就能很容易忽视最终导致事情变糟的成分。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他们对很多东西视而不见，诸如：经常引起泡沫发生和破灭的有限人类理性、因失控而胡为的机构问题、市场的不完善--特别是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可以导致经济的操作系统发生突然的、难以预料的崩溃，以及监管者自身不相信监管所产生的危险。”[52]正像这个评论所批评的那样，它忽视了犯罪行为问题。“因失控而胡为的机构”也参与到违法行为之中，它加剧了由“衰落的经济”和为应对危机而相应采取的有缺陷的金融政策所产生的原始问题。此外，在当前危机的根源和贷款的始作俑者和股东层面，这种掩饰都是合理的，尽管是非法的和不正常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诈骗机制的不熟悉，导致他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更多地强调“理性行为人”）确信，统治这段掩饰时期的交易是无法解释的、疯狂的，或者是由“日渐增长的风险欲望”所引起。克鲁格曼解释道[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