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来，判例法在中国又得到了稳步发展。宋朝时期， “例” 已经正式成为法律的补充形式，并且有了官方的判例汇编，如《熙宁法寺断例》、《崇宁断例》、《开禧刑名断例》等。明清时期，封建社会的制定法已相当完善， “例”字的含义已不仅限于判例，还包括“条例”等法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依照判例进行判决、“比附断狱” 的情形仍有痕迹可寻。由此可见，判例法其实是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后期，当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时，究竟是引进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还是引进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就成为了一个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对于意欲效仿的第三国来说，英美法系的判例法过于庞杂，难以引进；大陆法系的制定法则比较容易引进，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引进制定法的主要工作就是法典的翻译。另外，中国的法律传统与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中国的法律现代化最终走上了大陆法系的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受前苏联法律制度的影响，中国的法律制度依然保持了制定法体系的基本模式，判例法似乎已被国人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但是当中国在20世纪后期再次兴建现代法制的时候，法官造法的问题也再次浮出水面，不仅引起了法学理论界的关注，也引起了司法实务界的关注。
（二）中国应该允许法官造法
2002年8月17日的《人民法院报》上有一则简短的报道：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开始试行“先例判决制度”。所谓“先例判决制度”，就是指经过“某种程序”被确认的“先例判决”对法官日后处理同类案件具有约束力。而且，这些“先例判决”还将汇编成册，供诉讼当事人和律师查阅。这实际上就是借鉴了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吸收了“遵从前例”的原则。这样做，可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保证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可以降低改判率和发还率，可以保持同类案件判决的基本一致性，可以发挥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指引作用，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更加明确的预期，树立司法权威和节约司法资源等。中原区法院的上述作法，使得有关法官造法的讨论在中国有了具体的内容和现实的意义。
如前所述，人民代表集体立法是体现人民造法之民主精神的最佳方式，因此，立法者造法应该是我国造法的基本途径，或者说制定法应该是我国的基本法律渊源，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立法滞后于社会发展是一种必然现象，立法中存在一些漏洞或空白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当前我国立法者也像l9世纪欧洲大陆国家的立法者那样在竭尽全力制定出包罗万象而且“尽善尽美” 的法律，譬如民法典，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尽善尽美”的法律自颁布之日起就会开始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就会既不尽善也不尽美，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处于社会转型和重大变革的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