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决定：分配的正义
为了让争议双方和社会接受裁决的结果，法院的裁决往往需要一定的正当性支持。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探知事实能力不强，法官一般不去也没有能力探知争议事实的真相，在此情况下，人们为了解决纠纷，往往是通过某种力量直接对争议事项作出裁决。古希腊人认为，法官之所以能够就案件作出裁决，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智慧，而是因为有神的帮助，而且，裁判的权威性是最为重要的，人们对于合理和正义的理解都会因此屈从于对神的信仰和崇拜。神明裁决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曾长期存在。另外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些国家的诉讼活动中盛行的决斗也带有一定的神明裁判的性质。[9]神明裁判实质上是把决定委诸于偶然的情况或者非人力所能控制的事件，在此过程中，裁判者虽然是争议结果的最终决定者，但裁决者并无多少随意性可言，司法人员的认识活动都不是认定案件事实和做出裁判的主要依据。法官的基本职能并不是查明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而只是扮演仲裁仪式主持人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时的法庭并不是为了可查明案件事实而设立的司法机构，而是请求神灵揭示案件事实的工具，是为了获得“神明旨意”所设置的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场所。于是，司法裁决被认为是神的旨意，当事人不是用证据和理由去说服法官接受其诉讼主张，而是祈求神灵来证明其诉讼主张的正当性。[10]神示裁判虽然有助于提高裁决结果的权威性，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特定的作用，但是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存在严重不足，其对于争议事实的复原具有偶然性和武断性，常常背离人们的理性预期，不仅当事者感到不满，而且由于该制度将国家意志排除在外，也不符合国家设立诉讼制度的初衷，这也直接影响到决定在民众中的接受程度。因此，在强行实现决定的内容时设法缓和当事人的不满，引出对该决定的自发性同意并减低实施决定的低价来加强决定的正统性就成为必要。在这里也就出现了抑制随意性、增强规范性的契机，因为正当化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证明决定是按照社会的规范体系（价值及种规则）作出的。[11]而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最为基础的事项就是要求决定的结果符合争议事实的本来面目，否则，就很难说该决定结果具有正当性。虽然在哲学意义上，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任何事实都无法完全恢复其原始状态。但是，事实过程在特定环境中所留下的痕迹，包括通过经历者感受所形成的印像，依然可以为再现这一过程的主要内容提供凭藉。[12]所以说，纠纷的解决虽然是根据法院的意志作出的，但此意志并不是随意形成的，也不是重新创造了利益分配格局，而是法院利用自己的权威和判断，将争议的利益回复到其认为的本来面目，裁决程序只不过起到了复原的作用，但这种复原只是反映了裁决者的意愿，所以，决定只是法院意愿的反映，是法院给出的正义，这种正义有时是来自于科学的事实发现方法，有时来自于法院对于法律的理解，有时则纯粹来自于法院自身的权威和地位。
（一）决定的结果利益是一种复原利益
虽然程序决定的正当性基础以其与事实的本来面目达到一致最为完美，但诉讼程序对于事实只能进行探究，而无法将其原样回复，而且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均不能接触到原本的事实，所能做到的只能是通过各种证据来揭示事实的真相。法院对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纷争的裁决过程，实质上也是收集各种利益碎片并进行复原的过程，其整理出的事实和作出的利益安排裁决，均是一种复原的事实或裁决，存在着失真的可能性。而且，诉讼程序的现实也决定了无法将冲突事实回复到其原始面貌，这是因为诉讼中回复事实的过程主要是通过证据活动来体现的，而证据活动又直接同冲突主体及执法者的证明责任和证明能力相关，因此，证明责任的履行情况和证明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所回复的冲突事实与冲突事实的原始状态相符的程度。[13]此外，由于原始状态的不可再现性，所以何谓与原始事实状态相符，亦失去了相比照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拿出原始事实去比照程序事实、去衡量程序事实。而且，如前如述的那样，利益的复原实质也是法院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复原，带有法院的主观色彩，法院所裁决的结果利益系法院主观上认为符合正义的一种利益结果，而非原本的客观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