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之特别生效要件，包括附条件合同之停止条件(《合同法》第45条)、附期限合同之始期(《合同法》第46条)、特殊合同的批准、登记手续(《合同法》第44条第2款)。依“规范说”的规范分类方式，该三条从积极方面（基于此种特性，陈自强将之称作积极的有效要件，参见本文参考文献[9]，第351页。）(自……时生效)规定合同权利应该产生的条件，均应属于权利产生规范。因而，此三项特别生效要件，属于权利产生规范的要件，应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规定之特别生效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也遵从了通说之观点，即特别生效要件原则上与合同成立要件相同，应由主张履行请求权之原告承担证明责任。[9]352如对于附条件合同，原告应就停止条件的成就承担证明责任，被告应证明解除条件的成就，学说上已无异议（但须注意的是条件成就之证明责任，与条件约定与否之证明责任不同。对后者，不论其为停止条件或解除条件都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对此，可参见本文参考文献[2]，第285页；骆永家：《民事举证责任论》(第5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4页。）。[10]373另外，对于附期限合同，因为“条件在内容上通常也是附有期限的法律行为，在停止条件上乃附有始期之行为”。（然而在“期限”所探求的是“何时到来”，而在条件所探求的则为“是否到来”的问题。参见本文参考文献[10]，第367页。）因此，始期届至与停止条件成就之证明责任分配，适用的规则一致，仍应由原告证明。再如，合同批准、登记手续之证明责任分配，则应类推要式合同对“合同形式”之证明责任。所谓合同形式，乃是合同意思得以示之于外的方式，[11]3对合同合意的证明，即包含着对合同形式的证明。所以，合同批准、登记手续之具备，也应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
三、合同一般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以证明
责任为法解释目标
(一)效力阻却要件与一般生效要件之扦格
与特别生效要件不同的是，《合同法》并未从积极方面规定一般生效要件，而是从消极方面(无效、可变更可撤销、效力待定)列举规定“欠缺一般生效要件”的三种情形，分别为合同无效(第52条)、可变更可撤销(第54条)、效力待定(第47、48、49、50、51条)。依“规范说”的分类方式，它们均属于权利阻碍规范。本文将其要件，称作“效力阻却要件”（苏永钦根据法律对特别生效要件与一般生效要件的规定模式，分别将之称为积极的生效要件与消极的生效要件。参见本文参考文献[18]，第25页。），[9]351它包括三类，即合同无效要件、合同可撤销可变更要件、合同效力待定要件。对此，均应由被告负证明责任。如主张合同无效的被告，应证明《合同法》第52条所列事项：1.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