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纯粹、理想意义上的法治。近代民主国家形成以后，法治逐步确立。当今时代，法治的价值已经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国家、社会治理的法治实践也正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展。尽管公权力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各不相同，但适用法治的社会仍有共同之处。制度化的法治可以归纳为若干具体的法治原则：法律至上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律规范内的自由原则等[14]。只要是宣称实行法治的地方，就应该严格遵循这些法治原则，否则所谓的法治便是值得怀疑的。这些具体的法治原则用来规范政府（公权力）、组织以及个体（这两者都可归入私权利的范畴）三者之中任意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公权力与个体的私权利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是法治原则重点关照的对象。
法治的一个重要政策意涵是限制公权力的运行。这是基于对权力本质的深刻判断而做出的选择。权力容易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使用若不守规则，突破它被限定发挥作用的职责范畴，从权力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它被滥用的种子。当权力依附在共同体的名义之下变成公权力的时候，它的威力大大增加，不受限制的公权力就像霍布斯笔下的怪兽利维坦一样，它可以以公正之名随意吞噬周围的一切。法治是对付权力怪兽的强有力武器，依法治原则构建起来的组织结构和制度系统成为约束其恣意妄为的坚固牢笼。现代国家普遍接受了法治原则，国家统治正当性的来源不再是作为绝对权力支撑的血统世袭、强力征服或宗教力量，而是建立在民意基础上的委托权力对法治的遵从。也就是说，现代国家公权力运行的正当性建立在遵守法治原则的基础之上。逮捕作为一种公权力运行的强制措施，它存在的法律基础当然也源自现代国家的法治原则。具体而言，在法治原则下，作为公权力干预个体自由权的一种强制措施，逮捕的实施必须限制在法律规定并许可的范围之内。否则，法治原则便在逮捕问题上遭到破坏，逮捕的正当法律基础也不复存在。
”人民的福利应当是最高的法律“。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曾引证了这句格言，并解释它意指”法律的目的应当是人民的福利“[15]。这句格言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解读，即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是判定一切行为合法与否的最高准则。不妨用这个最高准则来检验一下逮捕这种公权力的强制措施。逮捕意味着对被追诉方人身自由权的极大限制，也即作用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特定人物身上，逮捕作为个人自由的对立面而存在。但事情的另一面却是，逮捕行为的发生确保了被追诉人的相关行为不会对其他社会成员的生命或财产安全构成进一步的威胁，解除了其他社会成员对在这个问题上可能遭遇的侵犯或压迫的恐惧，可以认为，逮捕行为保障了其他社会成员的自由。因此，逮捕行为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按照”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这一原则，逮捕行为无疑是合法的。在”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中，法治与人民的同意实现了统一与融合，因此，从符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这一实用的角度看，逮捕作为公权力的一种强制措施，其存在的法律基础也离不开现代国家的法治原则。
二、逮捕的正当性要件
作为一种最严厉刑事强制措施，逮捕虽然具有正当性基础，但它总是以暂时剥夺被逮捕者的基本人权为条件的。由于国家权力的强势和公民个人权利的弱小，逮捕极易被执法者利用或误用，从而成为侵犯人权的杀手锏。因此，逮捕的设立及运用必须以正当性原则为前提。那么，如何确保逮捕的正当性，或者说逮捕具体应当具有哪些正当性要件呢？笔者认为，逮捕的正当性要件主要包括：目的正当、法律规定正当和适用正当。
（一）目的正当
目的是人们行为所追求的目标和欲达到的境地，人们每一行为的发生都源自于某种目的。逮捕的目的就是国家设立逮捕、实施逮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这种价值目标是国家和社会基于对逮捕的认识、自身的需要以及一定的价值取向进行选择的结果。逮捕的目的正当是指设立逮捕和执行逮捕要达到的目的正当。从理论上讲，二者是一致的。目的正当包括逮捕的目的既为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又包括保障被逮捕者的人身自由不受过度的限制，且二者应当有机地统一；同时，还包括逮捕应当符合伦理精神，保证被逮捕者能过着一般人的物质生活；不得摧残被逮捕者的身体健康和侮辱其人格等。逮捕的目的决定着逮捕的整个程序设计、实施条件、适用规则等有关逮捕的一切重要内容，是整个逮捕制度的灵魂。因此，目的正当是逮捕具有正当性的首要要件。
有学者认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之一，逮捕的目的与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一致的。“[16]毋庸置疑，国家设立各项法律、制度的最终的、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现行统治和社会秩序。在这一点上，逮捕与刑事诉讼的目的具有一致性。同时，各种不同的规则、制度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这种不同的目的决定了它们自身存在的意义。笔者认为，现代逮捕的目的可归为三个方面：一是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二是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三是保障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