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一些试验性改革和许多学者所主张的刑事和解，主要关注于加害人给被害人经济赔偿上，这就会在客观上造成“有钱就可以免刑”，相同的犯罪“富人免刑，穷人坐监”的司法不公的局面。刑事和解强调的是加害人和被害人“和解契约”的达成，而缓起诉注重的是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即使加害人没有能力弥补被害人的损失，或者没有被害人的案件，只要被追诉者真诚悔罪，并愿意履行如公益性劳动等义务，也同样可予以缓起诉。在刑事和解中，只适用于有被害人的案件，且必须经被害人的谅解，而缓起诉适用所有的轻罪案件，且不以被害人谅解为必要要件。缓起诉制度矫正了刑事和解的缺陷性，同时比酌定不起诉更能保障刑罚的威慑力，能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笔者建议，借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缓起诉制度，把我们实践中和学者们提倡的刑事和解以缓起诉制度加以改造，以纠正目前刑事和解中存在的缺陷，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作用。
3.以量刑建议权贯彻刑事和解。
量刑建议权亦称求刑权，是指检察官于一案起诉时或起诉后莅庭论告（辩论）时，将对被告量刑的意见向法院表示的行为。求刑可以分为具体求刑和抽象求刑。前者是指检察官具体表示量刑之意见，即具体请求法院对被告人科以何种刑罚及刑度；后者是指检察官抽象表示量刑之意见，检察官仅系请求法院为适当之量刑，至于刑罚种类及其刑度如何，并未具体表示{22}。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3条第1款规定：“证据调查终了后，检察官就事实和法律适用陈述意见。”在日本，检察官陈述意见称为之“论告”。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九条也规定了检察官的求刑权。日本学者通说认为，论告乃检察官之义务。检察官论告权对法官不具有法定的约束力，但实务中检察官的论告对法官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力。如果法官以求刑请求作出判决，检察官不得上诉。求刑权发挥了刑事政策的重要机能。“检察官系代表国家行使刑罚权之机关，亦为统一总合推动刑事政策之国家机关。检察官之求刑，基于检察一体原则之运营，在统一刑事政策之考量下，易形成客观基准，对法官之量刑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在全国量刑之平等上扮演着极其显著之功能。”{23}由于求刑权在贯彻刑事政策上的重要意义，而刑事和解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举措，故以求刑权来改造刑事和解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笔者建议，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求刑权制度，赋予检察官以求刑权，如果在审前或在审判过程中，被害人和被告人和解（包括虽没达成和解协议，但被告人已尽和解之努力），且不宜适用酌定不起诉和暂缓起诉制度的案件，检察官以求刑权，建议法官判处被告轻缓的刑罚，或免除刑罚。求刑权可以适用所有类型的案件，包括死刑案件。总之，以求刑权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改造，使其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既充分发挥了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也克服了其自身存在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