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当我们指责传统法律不精细不具体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是一种经验的文化，经验的文化告诉我们千百年来的这些立法者和执法者，有些事情立法并不是明智的选择。我们把它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在古代立法方面，古人的另一种智慧，叫做“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而我们今天恰恰有相反的一种盲目的“立法”冲动。当我们说到历史上的秦王朝，我们的价值判断都很清楚，像汉代人一样一直在指责它，说秦法制“法密如凝脂，繁于秋荼”，后人也不断告诫“法深无善治”，当然还有更具警示性的语言：“国将亡，必多制”。可是对照一下我们当下，当我们说要完善法制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头脑当中，直接对应的是什么呢？不过就是简单的立法。先秦的老子早就说过这样的话：“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汉代人已经看到了这种风险，所谓“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立法用法者都不知道有多少法律了。
法律绝不是愈多越好；完善法制，更不是简单化为更多的立法。俗语有时反而更深刻，“天网恢恢”，后面一句的头一个字是什么？是“疏”，“疏而不漏”。渔民有经验，一定是用渔网打鱼，有听说渔民用塑料袋打鱼的吗？滴水不漏，可能打鱼吗？所以这三十年来，好像我们很成功，我们法制真的比原来完善。但是我们只从一个例子就能看到这种尴尬。三十年前我们终于知道依法可以主张权利了，所以那时大多数人动不动都习惯说“我告你”，今天人们有了更多的法治意识了，今天的人们说什么呢？反而改说“你告我呀”！这真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这令每个中国人都很尴尬与值得深思。
所以说，传统无论是从具体的逻辑规范还是从它的原则，还是从我们中国自身文化背景来讲，都必须让我们重新来审视。三十年来我们制定了这么多法律，我想知道或非常希望能有人告诉我，任何一个法律从一个人提议制定到它最终完成，它花了我们纳税人多少钱。这此后为实施要花的钱，姑且不论。当然，我们还没有算那些成为具文的法律，它们始终在消耗着这个社会人们对法治信任的价值。近代以来的革命情节，在学术界也不无影响：对一种传统观点，不免随社会发展会需要批判补充修改，但我们经常看到的并非如此，而是一种类似“你死我活”的所谓“学术争鸣”，法学是一个注重“传承价值”的学科，学术上的不断“革命”无助于法的价值传承。
我们生产每个产品有产品质量法，我们制定一个法律难道就不应该有这样的规则吗？有人总抱怨法律多了，效力不彰。请允许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说如果你到一个人家里，看到他堂屋正中供着一个菩萨，你觉得他信佛。如果你忽然发现，他们家房后挂着几层架子，每层上都摆着几十个菩萨，你有什么感觉？他一定是卖菩萨的。所以我们不用抱怨。不应将法制的完善简单化为不断立法，更不应将立法庸俗化为不断制定新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