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自行和解。自行和解是民事纠纷当事人间通过自行协商，和平解决纠纷、化解冲突的一种方式。我们应鼓励自行和解，使发挥应有纠纷解决功能。当事人是民事纠纷的主体，是民事权利义务的直接享有和承受者。法律赋予其对民事权利义务以充分的处分权能，由其全权决定是否行使、何时行使，以及如何行使处分权能。当然，当事人处分行为来源于其主观认识状态，而主观认识状态又取决于主体情感状态及其对民事利益的权衡。众所周知，人是一种会思想的高级动物，“喜、怒、哀、乐、悲、恐、惊”七情皆备，“七情”又因时、因事、因势而动。实践证明，当事人双方发生冲突时其情感必然处于“怒”的状态。通过及时的思想工作或外界环境的感染，“怒”可以削减、甚至转化，当“怒”转化为“喜”、“乐”或“悲”时，当事人就可能合理权衡利弊，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实施恰当的处分行为，化干戈为玉帛。何况，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和为贵”、“忍为上”、“让为贤”、“息事宁人”的“忍和”传统。对于促进当事人间的自行和解，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
另外，一些自发性社会群体组织的内部协调、规劝，对于促成纠纷当事人间的自选和解，也有重要作用。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宗族的力量相当强大，家有家长、族有族长，这种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具有先天的消极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通过自身协调、规劝、管理机制平息纠纷、化解冲突的作用。
“凡我族人切宜深戒，遇有小忿自合容忍，或千户婚田土一切重情，在本户但当诉之族长，听其公处。如与他姓争讼，亦当存心忠厚，听人和解，不得偏护阴谋，以长子弟之恶”[4]；“族有争忿，告知族长，随传唤该分分长、房长，谕令调处”……“族长、房长须博采众议，虚心斟酌，期于排解和协，毋令跃治，倘不论曲直，挟嫌挑唆，佐袒帮讼；甚或为异性倒戈者，更是同宗之蟊贼也”[5]可见，我国古代的宗法体系不但具有在内部协调、规劝促成和解以化解冲突的功能，它甚至宗法权威形成了一种颇具强制性的纠纷解决机制。现今，这种宗法体系已不复存在，但在我国广大乡村地区，家族观念依旧生生不息，并依赖血缘和亲情纽带，发挥着促成和解、化解冲突的作用。而且，社会发展的历史还塑造了多种自发性社会群体组织，如各种学会、协会、宗教派别、寺院、联谊会、同乡会、校友会等，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内部自治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内部协调、规劝促成成员间纠纷的和解，并化解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