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支撑法院调解制度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性组织——单位的各种社会职能大幅度收缩，许多问题变成一种经济行为，要时常处理，与此同时，人们的人格更加独立，不在隶属于某一个单位，而是以独立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的各种社会活动；活动的范围也不在仅限于固定的领域内，人们有了更大的自由，单位已经不可能发挥以往对社会关系判断、协调、整合的作用，大量的纠纷处理依赖于普遍性的法律规则。中国的社会关系，正在从传统的身份社会转变到一个契约社会，由一个熟人社会转变到一个陌生人社会，由单位一个人的隶属关系转变到个人与个人的平等主体关系。与此相伴而来的，必然是个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权利观念的觉醒。这种变化在城市更加明显。其次，社会的法律观念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由于市场经济社会对利益追求的鼓励，社会的利益格局也日益多元化，社会纠纷大幅度增多，人们对纠纷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回避纠纷，视纠纷争议为理所当然，对纠纷的处理更加重视个人利益的保护和公正的解决，而不是传统的侧重社会整体利益和秩序的稳定与和谐，纠纷处理的目的不再是维护或恢复当事人原有权利义务关系，而是维护新产生的关系，保持市场经济社会规则的普遍性和明确性。社会成员还要求通过纠纷的解决，实现法律规则给定的预期，维护社会交往的安全，对公正和高效成为解决纠纷的首要价值要求。第三，司法体制内部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也在不断的适应，作出修改完善。且不仅是民事诉讼法试行和正式实施之间的变化，单是对法院调解制度的立法精神就经历了“调解为主”到“着重调解”再到“根据自愿合法原则调解”的变化。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从80年代后期起，全国法院进行了一系列审判改革，通过强化庭审功能、提高当庭审判率、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强化合议庭职责、完善证据制度、改进审判管理‘改革审判组织等一系列措施，已经逐渐消除了司法体制内部支撑调解的制度规范，这种改革近年来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进一步加大，最初仅仅基于社会对司法公正与效率要求的回应，发展到审判体制、审判模式方面的变革，我国民事诉讼职权主义色彩渐淡，当事人主义色彩渐浓。在一个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里，公正与效率已经成为人们进行诉讼所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而判决无疑比调解更适合于实现这种价值，而且日渐完善的程序规范和内部工作规范，也使判决变得更加容易，改变了法官的调解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