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民事诉讼无疑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被害人的民事侵权诉讼不再依附于刑事公诉，保证了民事诉讼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可以按照民事侵权法的规定来确定赔偿范围、赔偿责任人的范围，实现民事侵权之诉的回归，也避免了刑事和解中“赔钱折抵刑期”引发的正当性的质疑。但理论上的正当性不能替代实践中的有用性，独立的民事诉讼仍然会遭遇执行难。导致附带民事诉讼执行难的原因在独立民事诉讼中仍然存在，如缺少“赔钱折抵刑期”的激励机制，法院财产保全的措施滞后等。当然，在绝对独立的民事诉讼模式中，由于法院的财产保全措施前移，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执行难(反观普通民事案件的执行情况，这种缓解也并不乐观)。但由于民事诉讼完全独立于刑事诉讼，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两个诉讼在事实认定和裁判结论上的冲突。
四、被害人民事权益保护的制度补充
当人们期望通过一项制度设计实现多个目标时，在多个目标之间难免会有先后、主次的偏颇。如附带民事诉讼虽然具有程序上的便利，但因将民事诉讼“附带”于国家追究、惩罚犯罪之下，便注定了被害人权益不可能得到重视。被害人的地位虽然在刑事和解中得到较大提升，但由于两大目标互相制约，导致被害人保护缺乏独立的实现机制。独立的民事诉讼关注于理论的正当性，却对实践困境无能为力。被害人民事权益的保障是现代文明社会必须关注的问题，且对被害人的保护也无碍于犯罪人权利的保护。因此，对被害人保障无需“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应采取更为直接有效的措施，直达“病灶”。目标的单一性与制度的有效性呈正相关关系，被害人民事权益的保障有赖于单一目标制度的建立。具体包括：
就精神抚慰而言，刑事和解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在今后的刑事司法中，只要有具体被害人的案件，都可以考虑在审查起诉环节，为被害人和加害人提供面对面交谈的机会。这种交谈，可以由被害人或加害人任何一方提出，在征得另外一方同意后即可进行。正如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的情景所展现的那样，“在当面会谈中，被害人讲述他的受害经历及因不法行为所受到的损失与伤害，犯罪人则解释他的所作所为以及行为的原因，并回答被害人的提问”，①被害人正是需要通过这样一种渠道倾诉和排解自身的痛苦，以获得内心的安宁。
就民事赔偿而言，可以考虑通过以下制度予以保障：
其一，通过公权力强化加害人的赔偿义务。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机关、检察机关除
了收集犯罪嫌疑人犯罪证据外，应被害人的申请，还应重视对犯罪人财产状况的了解和掌握。被害人一方在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请求时，可一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由公安机关或检察院将申请移交法院执行。人民法院对因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损失的，被告人有赔偿能力的，可以一次性赔偿；没有赔偿能力的，仍应按照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损失判赔；判决确认的损失既包括物质损失也应包括精神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