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证明负担的内容
从证据法的历史发展看，证明负担（burden of proof）一语，源自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意指当事人对其陈述所主张的事实，必须使事实审理者相信其为真实，才能获得胜诉判决，为实现这一目的，该方当事人必须提出相当的证据，并对之为必要的证明，且证明的结果，如果不能使事实审理者达到一定程度的心证，则有承受败诉判决的危险。英美法系最早提出证明负担（burden of proof）概念的是大法学家蔡耶（James Bradley Thayer）[12]。在大陆法系传统观念中，并没有证明负担的概念，如果勉强说大陆法系职权主义有类似的概念，充其量也仅有“证据的必要性”[13]。但在1883年德国学者古拉色（Julius Glaser）将“证据的必要性”（相当于证明负担）一分为二：主观的举证责任与客观的举证责任（相当于我国学者所言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导致实质证明负担析出，到今天，证明负担原理，不仅是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制度下的“专利”，大陆法系国家也有证明负担原理的市场。可以说，证明负担原理已经是现代法制重要的制度之一，特别是在民事诉讼中，它甚至是整个民事诉讼的核心内容之所在，有称其为民事诉讼的脊梁之说。
证明负担的内容构成，在英美法系证据法中，证明负担（Burden of Proof）内容包括举证负担（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与心证负担（burden of persuasion）[14]，前者是指，法官必须决定何方当事人应当负担未提供（non-production）充分的证据足以使陪审团为特定的发现的危险，后者是指，应由何方当事人应当负担未说服（non-persuasion）陪审团作出认定的危险。[15]在以德国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证据法中，19世纪以后，德国法律沿用罗马法的原告就其诉讼原因事实举证，被告就其抗辩要件事实举证的一贯原则，在1883年古拉色将证明负担（举证责任）的概念，由被认为应当由提出证据的当事人负担的主观意义，区分出具有诉讼意义上的事实存在与否不确定的情形下，其危险负担归属的客观意义，此时，证明负担已经被明显地区分为主观的证明负担与客观的证明负担，[16]德国现代证明负担理论也正是在这时，才具有完整意义。所谓主观的证明负担，或称为形式的证明负担、证据的提出负担、证据的必要（Beweisfuhrungslast, subjective od., Formelle Beweislast）等，是指当事人在个别具体的实际诉讼中，为避免因裁判的要件事实“查无实据”，发生法律上对其不利益的危险性（即败诉可能性），因而具有向法院提出证据的必要性或负担。所谓客观的证明负担，或称为实质的证明负担、说服负担(Beweislast objective od., Materielle Beweislast, eststellungslast)等，是指当事人主张要件事实是否存在，就当事人向法院所提出的证据等，经过事实审理者的客观判断，仍无法确定时，将发生对有主观的证明负担的当事人一方，有法律上的不利益或危险现实性。换言之，经证据调查，未能使事实审理者获得该事实存在的确信心，以确定该事实存在，当事人一方仍应负担不利益的裁判危险，又指举证的效用，为静的作用[17]，故有该负担的当事人自始至终负担待证事实的证明，以说服事实审理者相信其主张。客观的证明负担所提供的裁判准则，为在诉讼过程中，使双方当事人设法努力提出证据，以达成有利于自己的裁判结果，如此对于当事人的举证活动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