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它能够满足法院更有效地解决纠纷的需要。从委托调解做得比较成功的一些法院的情况看，委托调解大致有以下三种模式：（1）法院自己组建调解能力相当强的人民调解员队伍的模式。例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采用的是“法院附设人民调解的模式”。法院的调解员由法院聘请，并且调解员大体上由以下三种类型的人员组成：1）经验丰富的退休法官严2）长期在基层工作、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调解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3）有某一方面的专业特长、熟悉某一方面的法律和技术问题、有处理纠纷和代理诉讼经验的律师和其他人员。（2）委托有群众工作经验的组织（如工会、妇联等）进行调解的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一方面工会和妇联具有维护工人和妇女权益的职责，在工人和妇女作为一方当事人的纠纷中，当事人所在的工会或妇联既熟悉相关的情况，又关心纠纷的解决，所以具有调解纠纷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工人或者妇女，出于对工会或妇联的信赖，也比较容易接受调解人提出的调解意见，这又使得工会和妇联具有调解纠纷的有利条件。（3）委托具有专业知识的机构进行调解的模式。例如，委托交警部门调解因交通肇事引起的纠纷。采用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这些机构和组织具有调解某类纠纷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因而常常能够顺利地调解纠纷。
3．它能够满足当事人减少解决纠纷成本的需要。虽然委托调解是法院主动实施的行为，但其正当性显然不仅仅在于有利于分流案件、减轻法院面临的巨大压力，有利于当事人也应当成为委托调解具有正当性的更强有力的理由。事实上，实行委托调解对当事人也是有利的。（1）它可以使部分当事人享受免费的纠纷解决服务。在实行附设人民调解的法院，人民调解是为当事人提供的无偿服务。如果调解成功，当事人不要求法院以调解书的方式确认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无需交纳任何费用；如果当事人要求法院确认调解协议，法院也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很少的费用。（2）它可以使纠纷尽快得到解决。法院附设的人民调解，是法院聘请的调解人员在审前对纠纷所进行的调解，如果通过调解解决了纠纷，那么就不必再经过审理程序，纠纷由此迅速得到解决。纠纷的迅速解决，不仅直接有利于案件的当事人，使他们早日从纠纷中解脱出来，而且也能为其他案件的当事人带来利益。因为部分纠纷通过人民调解得到解决，可以使法官腾出手来尽早审理其他案件，以避免因诉讼迟延而给其他案件的当事人造成损害。
4．它能够满足制度创新的需要。为应对民事纠纷逐年增多的局面，法院急需寻找行之有效的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虽然是一种诉讼外和诉讼前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方式，但对于人民法院来说，传统的设立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组织并不能真正适应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的需要，法院也不可能把较多的已起诉至法院的案件委托给这样的人民调解组织去调解。因此，起源于美国的司法ADR，尤其是法院附设的调解机构便进入了改革者的视野。[6]从上述我国实行法院附设人民调解的四个基层法院的情况看，尽管这些调解组织仍冠以“人民调解”的名称，但由于担任调解员的人员已经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干部、当地有威信的居民、村民变成了退休的法官、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他们与传统的人民调解员相去甚远。因此，笔者认为附设在法院的“人民调解窗口或调解室”是旧瓶装了新酒，是一次悄无声息的制度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