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九条法官规则的核心内容有以下几点。规则一明确警察的讯问（询问）权，警察可以向所有可能提供信息的人提问，当然，被提问者有权保持沉默。规则二要求警察在决定指控嫌疑人时，要在提问前给予告知（Caution）。规则三规定，对于被逮捕后羁押的嫌疑人，警察在履行告知程序前不得进行讯问。规则五要求警察在正式指控嫌疑人时，履行告知程序，并明确告知内容。规则六指出，被羁押人的供述如果是在警察未及履行告知程序时做出的，供述并不因此必然被排除，在这种情形下，警察要尽快予以告知。该条一方面要求警察尽守告知职责，一方面为特定情形下的事后告知留下余地。[8]
该法官规则的最大意义在于，它肯定了实践中已经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警察讯问行为。同时明确了告知后讯问的程序要求。违反普通法原则的警察讯问权最终为普通法所接纳。
1912年法官规则在内容上并不是非常严密，无论是警察、律师还是法官都认为运用起来仍比较模糊。因此，1964年，大法官们又发布了一个更为详细的法官规则。与1918年法官规则相比，其在内容上主要有三方面的变化。首先，规定了警察在调查不同阶段的讯问（询问）权以及应当履行的告知义务。案件发生后，警察可以向任何人询问调查。一旦警察拥有的证据使其有合理理由怀疑某人就是犯罪行为人时，他再继续提问，则要进行告知。当嫌疑人被指控或者被通知将以某罪名起诉后，警察要再次告知。但此时，警察不得再进行讯问，除非是在特殊情况下出于预防或减少损害之必须。其次，规则统一了警察告知的内容。如，对于嫌疑对象的告知，其内容为：你没有义务做任何陈述，除非你愿意，但是，你所说的可能将被记录并作为证据使用。（You are not obliged to say anything unless you wish to do so but what you say may be put into writing and given in evidence．）由此，避免因讯问人用词不当而导致证据效力受到质疑，如前文所提到的女王诉德鲁案以及女王诉莫顿案。第三，规则在讯问程序方面规定更为详细，如被讯问人有权选择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进行供述，供述内容要按程序规定予以记录等等。
内政部（Home Office）又就法官规则的内容做了进一步解释，在具体程序方面提出更明确的要求，特别是补充了警察对特殊群体进行讯问的特殊程序。如，要求警察在讯问未成年人时，必须有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场：讯问外国人时，要用其母语宣读告知等等。
法官规则的制定和适用，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规范警察讯问行为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告知程序保障了嫌疑人无须自证其罪的权利。然而，对警察没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官规则，同样也不是法官所必须遵循的。法官在确认嫌疑人供述是否能被采纳时，主要还是依据“自愿性”原则，具有一定自由裁量空间，这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女王诉普拉格（R．v．Prager）案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71年1月31日上午8点，几名警察到普拉格住所，向其出示搜查证后，警察提出要就一严重事宜（间谍活动）向其了解情况，问他是否愿意到警察局接受调查，普拉格同意。到警局后，警察给了普拉格一些零食，随即开始提问，此时警察未进行告知。调查从9：15分持续到12：30，在此期间，普拉格未做有罪供述。之后，普拉格在警局进午餐，午睡、下午5：40分，警察继续提问。至晚上7：40分，普拉格说自己是无意中做了错事。此时，警察依据法官规则对其进行告知。自此到晚上9：00，普拉格供述了其从事间谍活动的事实。晚9：35分，警察在再次告知后，普拉格又陈述了一遍犯罪经过，并签署了讯问笔录，此时已经是晚上11：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