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命案中精神病鉴定问题的理论反思
肖晋
【摘要】刑事命案中，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的归属争论并没有学界之前讨论的那样重要。刑事命案中的司法精神病鉴定（该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司法精神病学的事实认定和标准评价，而是充溢着利益的考虑和平衡，需要顺应现时代中国广大普通百姓的公正观。作为司法精神病鉴定公正性重要内容的合法性问题，必须得（受）到立法和司法的重视。中国刑事命案中包括司法精神病鉴定在内的司法处断，出现了刑罚民粹主义的端倪。
【关键词】刑事命案；精神病鉴定；程序启动权；刑罚民粹主义
【全文】
近些年来，刑事命案中被指控人的精神病鉴定问题，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特别是邱兴华案等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的发生，使得舆论关于赋予刑事被指控人（甚至延伸至其代理人、近亲属--以下统称“刑事被追诉方”）以精神病鉴定的程序启动权的一时呼声不断。仿佛是受到了这种社会情绪的感染，学术界也罕见的对此观点给予一边倒的支持，并进行了多路径的论证。迄至今日，极少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笔者拟尝试提出一些反思性的观点和商榷性的意见，求教于各位同仁。
一、反思与质疑：鉴定启动权真的这么重要吗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和“两高”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1]，刑事被追诉人没有权利启动刑事鉴定程序，充其量只能申请重新鉴定，决定权仍然操控在司法机关手中。在精神病鉴定中亦是如此。有鉴于此，诸多学者通过权利话语、价值话语的呼吁和比较法研究等方式，纷纷提出应当赋予刑事被追诉人以精神病鉴定启动权、重新鉴定启动权的立法建言。
然而笔者不禁要问，即便赋予了被追诉人以精神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启动权，给予其启动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机会，就可以实现被追诉人其合法利（权）益的维护了吗？下述两起刑事案件的处理，无疑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从旁印证了这种观点的未免过于天真和乐观。2007年4月1日，云南丽江，导游徐敏超无故砍伤20名游人，后经调查，其家族中有母亲、奶奶、堂姐等多名精神病人，而其本人在事发前也有异常表现，历经两次精神鉴定，最终被鉴定为患有“旅行性精神病”，属《刑法》第18条规定的精神病人。鉴定专家一方面认可其患精神病，另一方面又认为，徐在作案时，其辨认和控制能力并未完全丧失。按照《刑法》第18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最终徐敏超被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法院依此判决其有期徒刑15年。2009年4月，杭州“体彩杀人案”被告人刘全普的精神病鉴定问题则更加贴近当下。与徐敏超相比，体彩杀人案的主角刘全普在案发时的精神病症状更为明显。其被警方抓获之后，由于其没有受审能力，在到精神病院治疗3个月后方才接受审判。参与鉴定的多名精神病学专家对刘全普患有精神分裂症均无异议。在评定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方面，尽管一些专家认为刘在作案时实际丧失了实质性辨认能力，应评定为无责任能力，但法院最终还是采信了另外一种意见：刘虽然在精神分裂症发病期作案，但被害人并非是他的直接妄想对象，其对被害人的危害行为及控制能力并非丧失而是削弱，主张应评定为限定责任能力。一审法院据此判处其无期徒刑。{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