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院长很忙，因此我们对他的访谈很快就结束了。对院长的访谈使我们了解到了法院在改革中的整体考虑。按计划，在对法院院长的访谈结束后，我们继续访谈了3位既是审判委员会委员又兼任某部门“一把手”的法院中层干部。对于3个兼任部门“一把手”的委员的访谈，我们从审判委员会内外两个视角设置了两个问题：一是成为审判委员会的一员意味着什么，其对于审判委员会“放权”有无影响；二是随着案件负担的年年增长，同时身兼审判委员会委员和某庭、室一把手，对于审判委员会的“放权”有何影响。
对兼任部门“一把手”委员的访谈相对比较轻松。他们首先直接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认为现在成为审判委员会委员，实际上就意味着一种权力和待遇：“一个庭长如果不是审判委员会委员，他自己都会觉得低其他庭长一等。”在访谈中有人曾开玩笑说：“当庭长不能进审委会，就跟当官不能进常委会一样。”但是他们又都认为这对审判委员会“放权”没有影响，一个兼任委员私下称：“只要不完全取消审判委员会，怎么‘放权’都可以。”
接着他们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部门“一把手”兼任审判委员会委员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法院审判委员会“放权”改革的推行。一个业务庭的委员结合不断加重的案件负担这一背景指出，最近10年来许多部门的案件数量连连增加，人手却没有相应增加，业务工作任务相当繁重，加上繁重的行政工作，已经让各部门“一把手”疲于奔命，对于本部门之外的事情，他们基本没有精力关注。一个业务庭的委员从知识和兴趣的角度指出，由于各个委员分管的部门不同，委员之间的知识结构也大不相同，少部分委员甚至不具有审判知识和经验，具有审判知识和经验的委员又各都术业有专攻，少有通才和全才，对其他部门的审判工作业务并不熟悉，因此很多人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参加案件讨论。另一个非业务庭委员则指出，各个业务庭的委员实际上都更看重本部门的工作，因为部门工作是基础，更容易出成绩，也更容易为领导认可，[7]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决定搞审判委员会“放权”改革，自然会得到各业务庭委员的支持。
当我们追问“审判委员会‘放权’之后，部门遇到‘麻烦’案件怎么处理”时，这些兼任部门“一把手”的委员普遍认为，现在许多部门对审判委员会的依赖已经减弱：“除了极少部分案件之外，我们（部门）已经有能力处理原来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
对兼任部门“一把手”的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访谈，使我们对法院中间组织对审判委员会“放权”改革的想法有了一定了解。按照法院的安排和访谈计划，我们最后访谈了6名普通法官。在访谈之前，我们介绍了我们理解的审判委员会所具有的诸如帮助解决疑难问题、避免内部矛盾、不得罪人以及逃避风险和责任等功能，然后向法官发问：实践中审判委员会是否确实有这些功能？法官如何看待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放权”改革？这一改革对法官有何影响？法官们首先回答了我们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功能是否存在的问题。6位法官中的4位法官认为，我们关于审判委员会功能的概括是基本准确的，也有2位法官认为“不好说”：“许多情况下并非有有意识的去利用审判委员会，只能说客观上确实达到你们概括的那些效果。”不过总体上，他们都认可审判委员会确实发挥了我们概括的几大作用。
接着有法官指出，审判委员会的“放权”并非针对所有案件，对于涉及到外部干预的案件，法院没有将这类案件列入“放权”的范围，他们仍然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因此建议我们不要将这种情况放在“放权”改革之内。
然后法官们谈到了对审判委员会“放权”的看法。部分法官认为，既然最高法院倡导“放权”，单位和领导也决定要作这项改革，他们自然支持和接受单位的决定，用一个法官的话说，就是“上面发话要改革，我们这些做事的当然照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