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如此。宪政的前提是有好的宪法。但问题是什么才是好的宪法?当代各国，宪法的模式多种多样，即使是已经被认为是宪政比较规范的国家，宪法的差异性也极大。“没有两个政府在其制度结构或运作模式上是一模一样的。”[17]比如，都讲西方国家是三权分立，但英国的基本上不是。英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高度融合，政府就在议会内，且具有极大的行政支配权。英国80%的议会立法都是政府推动的，议会60%的时间都由政府安排。英国议会内的枢密院是英国最高法院。按照三权分立的概念，英国政体显然不是最好的，甚至不符合三权分立的理念。但近代以来，最稳定的政体恰恰就是英国的政体。英国革命后国家几乎没有出现过大的动荡。而法国在法国大革命的后一百五十多年内，经历了二次革命、二次复辟和五次共和；德国则在20世纪初出现了法西斯怪胎，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美国的三权分立都说是最严格的，但一些南美、亚洲国家仿照美国模式却屡见动荡。三权分立如此，其他宪法问题也是如此。
因此，判断一国宪法的好坏，不是看国外有没有，而是看是否适合本国民主法治的本质需要，即是不是符合民主法治控制约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并是否存在这种控制约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而且，宪法的好坏，还可能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
宪政制度设计之好坏，不在于有什么制度，关键在于是否有正确的宪政理念。一个好的宪政性政体，一定是符合宪政基本理念的。英国、法国虽然制度设计不同，但有一个理念是始终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美国总统号称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总统，但美国总统权力再大，也受到了极为严格限制。当年美国总统里根在莫斯科大学作演讲时，曾讲到美国总统是被关在笼子里的。这个笼子就是法律。此外，国外的舆论监督，也是强大的约束公权的力量。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没有一种国家权力能够漠视舆论监督。因此，判断宪法的好坏，就在于控制国家权力的双重机制：制约和监督机制是否已经建立，或者说，是不是建立了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
显然，法律监督正是我国人大制度下对国家权力实施监督的一种形式。当然，法律监督是否可能，还与法律监督的实践效能相联系。我国法律监督的效能不理想也是法律监督常常受到质疑的一个原因。有学者对全国检察机关1988年到2007年的主要检察工作做过统计，[18]侦查、批捕、公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之间的比例为31∶1。这表明，虽然中国检察机关一直在强调法律监督，但法律监督事实上的效能极低。原因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法律监督职能仅表现为诉讼监督，……其中，诉讼监督也主要是刑事诉讼监督。”[19]中国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律监督被归结于诉讼监督，而诉讼监督又被归于刑事诉讼监督，这就是法律监督效能的现状。另一方面，即使刑事诉讼监督中也存在大量问题，如法律规范太窄、监督措施无力、缺乏保障措施、公诉职能与法律监督职能的冲突、抗诉权与审判权的冲突等等。[20]所有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了中国法律监督的实际效能，以致人们不得不思考：法律监督是否可能?但是，仅仅以法律监督效能不理想就怀疑甚至否定法律监督，是难以成立的。就像我国法院的司法公正也饱受质疑，但怎能因为司法不公就取消法院的审判活动?法律监督的效能不理想有许多原因，其中，对法律监督价值中内涵的必然性、正当性缺乏应有的认识，无疑是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