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的权威性，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特定的作用，但是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存在严重不足，其对于争议事实的复原具有偶然性和武断性，常常背离人们的理性预期，不仅当事者感到不满，而且由于该制度将国家意志排除在外，也不符合国家设立诉讼制度的初衷，这也直接影响到决定在民众中的接受程度。因此，在强行实现决定的内容时设法缓和当事人的不满，引出对该决定的自发性同意并减低实施决定的底价来加强决定的正统性就成为必要。在这里也就出现了抑制随意性、增强规范性的契机，因为正当化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证明决定是按照社会的规范体系（价值及种规则）作出的[13]。而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最为基础的事项就是要求决定的结果符合争议事实的本来面目，否则，就很难说该决定结果具有正当性。虽然在哲学意义上，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任何事实都无法完全恢复其原始状态。但是，事实过程在特定环境中所留下的痕迹，包括通过经历者感受所形成的印像，依然可以为再现这一过程的主要内容提供凭藉[14]，人们可以通过收集各种事实痕迹，也就是证据，来探究事实的本来面目。
但这种事实的探究并不是将事实真实地回复到其本来面目，而是通过程序，将现实存在的各种证据进行归并、整理、复原，对原本事实的现实复原。
（一）决定的结果利益是一种复原利益
虽然程序决定的正当性基础以其与事实的本来面目达到一致最为完美，但诉讼程序对于事实只能进行探究，而无法将其原样回复，而且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均不能接触到原本的事实，所能做到的只能是通过各种证据来揭示事实的真相。这十分类似于考古中的文物复原：最初展现于考古学家面前的文物，可能只是一堆碎片，考古学家通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将这些碎片整合在一起，恢复到他认为的样子，但不是任何时候均能达到复原的目的，如果碎片不齐，或是某个碎片无法找到合适位置，或是受专家的水平所限，那么，文物也只能是复原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我们常常看到残缺文物的原因所在；即便是复原完整的文物，也不能说是原本意义的物体，因为各种碎片合在一起需要一定的粘合，复原文物本身就是包含了这些粘合剂的文物，不是本来的文物。法院对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纷争的裁决过程，实质上也是收集各种利益碎片并进行复原的过程，其整理出的事实和作出的利益安排裁决，均是一种复原的事实或裁决，存在着失真的可能性。而且，诉讼程序的现实也决定了无法将冲突事实回复到其原始面貌，这是因为诉讼中回复事实的过程主要是通过证据活动来体现的，而证据活动又直接同冲突主体及执法者的证明责任和证明能力相关，因此，证明责任的履行情况和证明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所回复的冲突事实与冲突事实的原始状态相符的程度[15]。此外，由于原始状态的不可再现性，所以何谓与原始事实状态相符，亦失去了相比照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拿出原始事实去比照程序事实、去衡量程序事实。而且，如前所述，利益的复原实质也是法院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复原，带有法院的主观色彩，法院所裁决的结果利益系法院主观上认为符合正义的一种利益结果，而不是原本的客观利益。
（二）决定的结果利益是一种适法利益
民事诉讼程序中，法院作出决定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法律适用的过程。适用法律是法院的职责，是法院根据相关事实对当事人的争议进行法律上的评价。法由浩如烟海的法律规范组成，法院在作出决定之前，必须从这些大量的规范中挑选出“适合于”当时的问题或纠纷的法律规范并予以适用。寻找“合适”的法律规范的过程受到法律适用者理解的影响。在开始寻找之前，他就已经尝试将纠纷或事实归入特定的法律领域中，而且常常归入更精确的分支学科。因此，法律适用开始于将与法律相关的事实行为同全部的规范联系在一起。目光在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来回穿梭”是法律适用的普遍特征。法律适用由根据规范标准对生活事实所进行的比较性观察和评价组成，对事实和规范进行比较性的归入分成若干步骤和阶段，它影响着法律适用的一切具体过程[16]。所以说，法院作出决定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相关纠纷进行法律评价的过程，决定结果凝结了法院的意志，决定所复原的利益实际上包含了公共利益，也就是说，程序所复原的利益并不是纯粹的私人利益，其中也包含一定的公共利益，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结合体，我们称之为适法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