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如此浪费笔墨地记下这些，无非是要指出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引发出的部门规定、解释曾经给律师带来的桎桔。这些桎桔的废除，应是诸多人士呼吁的结果。{1}而据悉，《公安规定》原稿第十条曾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一般以一次为限。……会见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三十分钟。”《检察规则》原稿第一百三十条则规定：“侦查期间，受委托的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次数不得超过二次，每次不得超过三十分钟。[1]虽然这些规定、解释在正式公布的文本中未见到，但和实践中存在的”会见时间一般不超过30分钟，次数一般为不超过二次“{1}何其相似？尽管《联合规定》废除了这些越权设定的桎梏（至于实践中这些桎桔是否还在发挥作用暂且不谈），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察机关可派员在场的规定，对律师而言仍是一个倒退。因为，1981年4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具体规定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联合通知》“）第2点第一条只限制律师以外的”其他辩护人须经法院许可，并持有法院专用介绍信，才能会见在押被告人“；第2点第二条还规定：”律师和法院许可的其他辩护人会见在押被告人，看守场所应当给予方便，……会见后也不要追问被告人与律师或其他辩护人谈话的内容，以免影响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也许有人会说，《联合通知》所指的会见对象是审判阶段的被告人，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所指的会见对象是侦察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且以前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现在律师是社会法律工作者，两者不能相比。但应当清楚，无论律师是会见被告人还是犯罪嫌疑人，如有侦察人员在场，势必影响其”充分行使辩护权“和其他权利。这也是这条规定引起律师异议的原因。笔者曾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让侦查机关派人在场不合适，应让看守所的不参与办案的人员在场，而且必须在场，形成制度，令侦查机关、看守所、律师、犯罪嫌疑人四方都放心，四方的合法权益都得到保障。“{2}之所以要说是”看守所的不参与办案的人员“，是考虑到工作调动或者借调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