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限制
《决定》第二十条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作了两个限制、一个处罚的规定（实践中体现为三个限制）：向证人及有关单位、个人调查，需征得证人及有关单位、个人的同意（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需经检察院、法院许可（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串供、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作伪证，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者，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三十八条第一、二款）。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于1980年8月26日通过、1982年1月1日起施行的《律师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律师参加诉讼活动，有权依照有关规定，……向有关单位、个人调查”（第一款）；“律师进行前款所列活动，有关单位、个人有责任给予支持”（第二款）。虽然实践中“有关单位、个人”未必都遵守这一规定，但律师在调查中要求有关单位、个人予以配合时，毕竟于法有据，气不壮理却直。但《决定》第二十条的规定，却使律师的权利大受限制。与之相呼应的是，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同样于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律师法》第三十一条也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时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情况，需“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不仅于此，修改后的《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还增设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如果说，为免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承受不必要的心理压力，上述第二个限制还算合理，是一个完善之举，为免证人随不必要的心理压力，上述第一个限制还有局部合理之外，但这两个完善都须以当庭质证的实现相配套，而考虑到我国当庭质证难（见后述），这两个限制因无必要的配套措施，实际就只针对律师，因而无助于控、辩双方的庭审对抗，不利于发现案情真相。至于向有关单位调查还需有关单位同意，更不见得合理。如向房地产管理部门、交通管理部门了解房地产登记、车辆登记，如果都需经这些部门同意，既无必要，也无意义，只是为难律师。至于上述那一个处罚决定，基于权利、义务应当平衡的观念，对律师履行职责时应承担的责任作出规定并无不可，但考虑到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争议颇多。因为在实践中，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事人、证人因为时间久远，记忆不准，特别是文化水平低，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差，甚至是未经过大场面，精神紧张等原因，导致在具体细节方面表述前后不一，而按常情往往又是侦察人员调查在前，律师调查在后；至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会见律师时主动改变供述的情况则更常见，且不少是声称受过刑讯逼供。且不说先入为主，认定律师犯有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而对律师采取强制措施，只要怀疑律师有此嫌疑，对律师采取侦查性强制措施，传唤、拘传12小时，或拘留24小时，也就够律师受了。一些律师干脆放弃调查取证权，就是出于此。因此，从实际情况看，那个处罚决定无异于第三个限制。可见，对律师而言，上述三个限制与其说是完善，不如说是倒退。笔者认为：1、应明确规定：律师向房地产登记部门、车辆登记部门等服务性公共管理部门了解公共信息时，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2、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作出较完善的制度规定（见后述）。3、可规定律师会见证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应一次性开出需会见者的名单给检察院、法院，检察院、法院应当许可律师会见一次，但应派不参与办案的书记员在场，并在三日之内安排好会见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