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社会调查制度要实现的目的应当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1）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的启动和每个诉讼阶段的处理提供参考。具体地说，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否启动刑事司法程序，立案侦查后采取何种强制措施、是否移送审查起诉，移送起诉后是否提起公诉，是否不起诉，审判后如何量刑、如何执行等，社会调查的结果都应当是重要参考之一。另外，本文还认为，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每一个诉讼阶段，都应当将司法转处作为重要原则之一，以减少未成年人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可能，尽量减少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停留的时间，这也是未成年人司法的原则之一。司法转处的具体应用必须要考虑社会调查的结果；（2）为全面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提供参考。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都应当贯彻此方针，而社会调查的结果是公检法机关在各自的诉讼阶段找准感化、教育点，挽救未成年人的重要依据；（3）为分析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实现预防与惩治犯罪相结合的目的提供参考。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般都有着较为复杂的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人生理、心理方面的原因，通过社会调查，分析这些犯罪原因，对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十分重要。公检法机关都是我国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力量，在办案过程中都要将惩治犯罪与预防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参考社会调查的结果。
目前，很多地方将社会调查仅仅理解为量刑前调查，仅在审判阶段实行社会调查，甚至这些地方仅将社会调查作为能否对犯罪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管制等非监禁刑的参考，只在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中适用社会调查，如江苏省、北京的门头沟区法院。所以，这些地方将社会调查的主体规定为人民法院委托的其他机构（主要是社区矫正机构、司法局）的社会调查员，这应该说没有真正发挥社会调查的全部作用，没有全面实现社会调查的目的。
（二）社会调查的对象
无论是从法律适用平等性的角度，还是从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年人的角度，社会调查的对象都应当包括所有的犯罪未成年人，不管他们的罪刑轻重，不管他们是司法辖区内的人还是外地人。但是，因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在绝大多数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地方都将社会调查对象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往往仅局限于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司法辖区内，犯罪事实较轻，具备管制、缓刑条件的案件。如根据江苏省《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司法局）只对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本省各市辖区内，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实施审前调查。北京的门头沟法院自2005年7月试行社会调查员制度至2007年10月，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5件，但其中仅对24件案件中的32名未成年被告人进行了社会调查。其他未进行社会调查的案件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被告人户籍在外地或外区。二是被告人长期不在当地居住。[7]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一年时间内，启用社会调查员制度参与办案的数量也只有5起。[8]对调查对象的限制，不仅大大限制了社会调查制度作用的发挥，同时对其他未成年犯罪人也是不公正的。因此，应将社会调查的案件范围扩大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