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厚诸书（指类书《玉海》和考订笔记《困学纪闻》等——引者注），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不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29]
著名历史学家、对史料学有深入研究的郑天挺先生也曾明确指出，“我们认为史料只是资料，不是历史，历史要根据资料分析，恢复其时代的代表特征，指出其共同的东西，揭示其规律性。”[30]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曾将历史研究划分为“掌握资料”和“掌握方法”两层，更可为本文之说佐证：
“写一种中国的什么专史以至通史，必须掌握封建历史家所掌握的那些材料，还要有能力对这些材料，做精密的审查，严格的取舍，取精用宏，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是需要掌握方法，不是和封建历史家那样，选抄编排，而是要分析史料，并将分析所得，综合地叙述出来。”[31]
当然，本文所谓史料基本问题解决，是就整个学界而言。个别学者没有看到基本史料、甚至把学界早已发现的史料再“发现”一次，这种情形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所谓强调“发明之学”，更不是说资料就不再重要，而是强调在掌握相对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要广泛联系、深入分析，不要再陷入资料的简单罗列，甚至省略、粉饰和歪曲。而在每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史料的“发见”和“发明”其实很难截然划分，本文只是取其大意，描述整体法制史学科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已。
另外，在本文考察的“义绝”论文中，个别作品也存在不能客观对待和尊重前人成果的问题。如有作者批评陈鹏、滋贺秀三、金眉等说：“他们往往集中于某个朝代，而没有从社会变迁的动态层面来进行研究，很难具体了解义绝制度全面的变化。”学术史的梳理证明，这一批评是不公正的。还有作者在2008年的论文中声称，自己“在收集新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意欲从婚姻法律变迁的视角探究义绝制度，揭示出义绝制度从重视家族事务逐渐向重视个人事务演变的趋势”。学术史的梳理表明，这一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所谓“义绝制度从重视家族事务逐渐向重视个人事务演变的趋势”不过是滋贺秀三观点的翻版。这位作者在论文中还几乎照搬了金眉2001年对“义绝”和“义”的概念阐释。对于这样关涉学术道德的问题，当然更不在本文所指“发见之学”或“发明之学”范围之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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