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刘玉堂还认为，从唐律的规定来看,法律设立义绝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内部伦常和防范亲属相犯。唐律积极介入家庭之间的暴力，禁止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纠纷和暴力,违者一律予以处罚,对稳定和维护封建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有重大作用，对今天的整饬家庭暴力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这无疑是当前家庭暴力问题在学术上的折射和反思，说明社会变化也会影响到学者在思考问题时的视角，从而推进当代人对历史问题的认识。
四、结语：从“发见之学”到“发明之学”
对“义绝”制度的学术史考察，具体表明了对一个问题的学术研究，是如何经历从“发见之学”（重在资料挖掘）到“发明之学”（重在理论探讨）的发展。首先，学者竭泽而渔，希望挖掘任何一则有关资料，重构历史真相。待这个过程基本完成之后——在本文里，陈鹏扮演了这个终结者的角色——如何解释这些资料，就成为重中之重，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大显神通——在本文里，首先提出系统见解的是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而事实也表明，在基本史料问题解决之后，学者们就很难再在资料上取得重大突破（如曾代伟对元代“义绝”之制的钩沉）。在本文中，即使后来的学者使用了陈鹏没有注意到的明清案例资料（主要是清代《刑案汇览》），也未对传统结论（主要是滋贺秀三的观点）构成颠覆，因而意义有限。真正取得突破的是在对“义绝”、“义”的内涵阐释及与现代婚姻法“感情破裂”条款的比较研究上，不但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补充了滋贺秀三的观点，也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婚姻法和当代婚姻法的认识。
在法制史学界，由于各种原因，史料工作一向薄弱，曾经严重制约着法制史的发展。经过30多年来的努力，史料荒芜问题可说已基本解决。[26]那么，未来的法制史研究该走向何方？学界对此曾经有较多讨论，但似未形成共识。[27]笔者无意也无力回答这样重大的问题，这里仅仅依据对“义绝”学术史的个案考察，认为当前的法制史研究在坚持论从史出原则的前提下，应该突出和加强对史料的解读和阐释（“发明之学”），力求通古今之变，而不能再满足或过分强调资料的量的简单累积。
其实，这也可谓学术界的基本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批评当时学者过于重视资料、忽视分析的风气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28]章学诚还明确将史料整理称之为“纂辑”、“功力”，而不是“著述”、“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