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科学民主决策与“协调一致”原则。《增长法》虽然没有建立一个跨部门的综合协调机构，但该法通过一个由企业家、劳工、政府等组成的“国家就业会议”及两院的相关专业委员会等机构实现了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并且着重规范了总统在法律框架内统一协调“联邦、区域、州、地区与私人部门”经济行动的一致性原则。
（4）程序与实体并重，注重法的实效性。《增长法》针对失业的政府干预行为，不仅制定了详尽的包括“总统经济报告”、国会监督制约、行政机关依法诉讼的程序性规定，也包含了大量诸如“青年就业工程”、“资本形成”、“就业储备项目”等实体性规定，其对“目标管理”与“计划管理”的高度重视也为普通法所罕见。
二、比较法律制度分析
传统的比较法律制度并没有一个严谨的规范性框架，但是从国民经济管理研究的实践特征出发，比较法的方法自然被延伸为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法律移植也被解释为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的矛盾关系。既然“每种生产方式都生产出它特有的法的关系”，那么法律之间的异同必然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和上层建筑模式的异同。
从共性上来看，三法相同或相近之处包括：（1）均源自法治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2）均系1960至1970年代经济危机的直接结果；（3）均强调“一致行动”的核心原则，中央政府在干预过程中处于绝对权威地位；（4）均存在协调性机构，虽然名称有别、职能有异，但其在干预决策过程中均起到了重要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作用；（5）均强调立法机关在权力制衡中的重要性，以避免行政干预对私人部门的过度侵犯。
从个性上来看，三法迥异之处包括：（1）立法背景不同，德国是大陆法系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日本虽属大陆法系，但其奉行的是东亚式市场经济（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美国则属于普通法系，市场经济的自由度较大；（2）立法目标不同，《促进法》追求的是四大宏观目标均被重视的“总体经济平衡”，《紧急措施法》直接关注价格水平及其管制措施，《增长法》则着重解决“滞涨”时期日趋严重的失业问题；（3）干预主体不同，由于各国行政体制和干预目标的差异，三法规定的执行主体也存在差别，德国主要由联邦财政部长牵头，日本由主管大臣负责，美国则由总统及其领导下的劳工部长实施，美联储也起相对独立的作用；（4）干预手段和过程不同，《促进法》高度重视财政政策与计划的作用，《紧急措施法》则通过政府管制实现物价平稳，《增长法》综合运用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内的多种政策措施以促进就业；（5）程序与实体的选择不同，《促进法》侧重程序，《紧急措施法》侧重实体，《增长法》却体现了程序与实体的并重；（6）法律责任不同，《促进法》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行政问责机制，欠缺可操作性，《紧急措施法》则详细列明“课征金”与“罚则”，高度强调法的时效性，但政府责任亦为不足，《增长法》针对“非歧视原则”赋予了联邦劳工部长和司法部长诉讼与救济的职责，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