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干部理念在任用法官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在本质上，如同郑永年所言，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革命治理方法和行政治理方法是主要的国家治理方法，以统一而不加区分的革命或行政方式治理国家包括处理纠纷是中国的常态。相应，国家治理的模式尤其政治与司法的关系模式便呈现一种一体化的模式并决定着关于法官任用的基本理念{5}。在司法、政治一体化时代，“我们人民法院是通过自己的审判工作来执行国家的政治任务的”。[3]“离开政治来谈法律是不对的……我们人民司法工作必须积极地为政治服务，必须与当前的政治中心任务与群众运动相结合。”[4]司法虽有一定的解决纠纷、保障权利功能，但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敌专政、执行政策、发展生产、教育民众等政治功能。在政治运动中，审判机关的主要性质是专政工具，主要作用是在党的领导下配合政治运动，实现政治动员与宣传教育，司法人员的政治素质因此受到突出的注意{6}。在政治与司法功能高度一致化的背景下，司法与政治干部的标准与任用机制当然高度一致，对法院的要求也就变成“把机关革命化和干部革命化进行到底”。[5]
同时，纠纷的形态也决定了解纷的知识构造。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较长时间，法院中心工作更多的是处理与政治有较密切联系的刑事案件，时至196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首先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向反动势力实行专政，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路线，也是人民法院工作的根本方向”，运用阶级斗争的政治哲学与理念来看待和处理刑事案件。即使是“处理民事案件”，也“必须具有坚强的阶级观点”。[6]当然，由于经济生活形态的单一，民事纠纷的类型也相对简单，婚姻家庭纠纷构成了主要的民事纠纷{7}。纠纷解决方式强调调解。所以对法官解纷能力的要求并不充分体现为独特的法律知识构造，相反，政治意识、政策水平对胜任法官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司法职业遴选理念”既没有产生所需要的政治可能性，一定程度上也没有倡导的现实必要性。而法官选任的这种干部理念，说穿了就是以选拔党政行政官员相同的方式和要求来选拔法官，故法官选任的干部理念事实上成为当时中国司法非职业化、行政化的重要思想与制度根源。
（二）司法职业遴选理念的源起
所谓“司法职业遴选理念”（以下简称“司法理念”），是指明确认知法官是“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和职业地位”的专门性群体，并且由此出发选拔专业人士充实法官队伍的理念{8}。中国古代基层政权历来实行行政与司法合一的制度，行政吞并司法，司法理念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按照司法特性来选拔法官的理念，在清末法制改革时首次提及，清王朝在颁布中国历史上首部《法院编制法》时提到“至考用法官，尤关重要”。这样一种当时似乎是应景之作的变革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近代司法审判制度的现代化由此寻求到了智识上的重要支撑。司法理念在民国时期得到某种程度的实践，1915年民国司法部在援用前清《法院编制法》实行三级审判制时，对于推事的任用明确规定“必须经司法官两次考试合格，方能任用”{9}。遗憾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前述因素，刚起步不久的司法理念未能得到有效传承，“作为职业的法官”一度淡出了人们视线。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都发生大变化。
首先，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告别革命，走向常态化。先是常规的行政治理方式，后是在1990年代后期兴起的政治治理方式逐渐发挥重要作用。行政尤其是政治的治理方式要求区分国家活动的不同方式，尤其要求型塑一种适当分离的司法与政治关系模式。相应，相对独立化、专业化的司法机构开始出现。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针对民主与法制问题指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7]；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要实行党政分开，要“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8]；《党的十四大报告》则提出，要“保障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和检察”[9]；党的十五大报告则进一步指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10]；而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则进一步明确司法改革的宏观指导思想，提出要“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11]这便为一种司法化的任用机制的构造奠定了政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