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对司法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然而，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实际经验的缺乏，许多改革措施明显带有中国改革过程常见的特点，即每一项改革措施各自分离，各自针对特定的问题，与整体制度设计无关[13]。这种各自孤立的改革措施虽然在特定的时间里对特定的问题有一定的作用，但它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解决整个系统的有序运转，无法使各项改革措施相互促进。因此，尽管司法改革有必要解决目前的一些迫切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渴望，但是，司法改革的重点应是从根本上建立一个良好的系统和结构。[14]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所看到的司法改革只是司法机关“自身内部”的事情，有关机关所提出的“改革纲要”、“改革实施意见”等也都是在其内部所进行的改革。即使是在改革力度最大的法院与检察院两家机关，也没有体现司法改革目标的同质性和改革进程的同步性。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改革目标是确保独立审判，以实现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改革目标是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应有职能，加强对侦查、审判工作的法律监督。囿于自身的地位和权力，对于涉及其他国家机关的组织体制、权力配置等全局性的司法制度问题，法检两家在各自制定的改革目标中则根本没有提及，实际上也没有资格论及。还必须指出的是，法院、检察院两家的权力配置本身就是需要改革的，所以目前这种由各家自查自改的状况难免会出现两家之间因扩大自家权力、限制对方权力而引起的冲突。事实上，由于权力、利益、观念等方面的原因，“法检冲突”的存在已成为公开的事实。有学者指出：“我国的司法改革基本上是在司法系统内部进行的改革。这种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改革措施与现实情况的脱节，难以与司法制度外部环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互衔接、共同发展。尤其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取得根本性进展的条件下，那些在自我封闭状态下出台的各种司法改革措施，或实施受阻，或自然终止，应是预料之中的事。”[15]大多数学者认为，目前的司法改革如果局限于原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已没有多大的改革空间。比如法官独立、司法独立、法院体制非行政化等问题，涉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司法改革很难有所作为。[16]
上述状况严重影响了司法改革的进度和力度，妨碍了改革目标的实现。司法改革的推行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例如，“激进”式、“渐进”式、“折衷”式、“试验田”式等）[17]，但是，不论采取何种方式，都必须从宏观的层面、从整体的角度来设计、把握司法制度的改革。即使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也必须统筹设计未来的整体司法制度的构建。[18]
令人欣喜的是，2003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司法改革领导小组，以指导全国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进行。这一决定的作出标志着主导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核心机构的出现，以及一种全新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策略和模式的最终确立，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据报道，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中央政法委员会经过深入调研论证，提出了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后，正在自上而下地组织实施。[20]据王胜明副主任的说明，这次对民事诉讼法的局部修正，也是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方案的一项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