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由于各种案件的性质不同，接近案情的真相就有难易之分；而且，不同性质案件对事实判断的真实性的要求不同。比如，在司法实践中，对盗窃、抢夺、抢劫案件，只要有赃物、相关的证人证言就可以作出一个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此类犯罪行为的事实判断；在诈骗案件中，除了上述证据之外，还必须确定犯罪嫌疑人有主观上的故意；在贿赂案件中，对真实性的要求就更高，这是由于在此类案件中，行贿者和受贿者往往是“一对一”的关系，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至关重要，如果行贿者和受贿者均不供认，或者行贿者供认而受贿者不供认，或者受贿者供认而行贿者不供认，即使查出受贿者有巨额财产，也只能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无法确定其贿赂行为的真实性。
另外，有些案件的事实判断缺乏和真相有关的关键性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可能永远无法获得，这样这个事实判断的可靠性就打了折扣，直接影响裁决的后果。比如，在犯罪嫌疑人供认有故意杀人的行为后，相关的证据可以证实犯罪嫌疑人实施了侵害被害人的行为，但是被害人的尸体未能找到，也下落不明，检察机关通常不会以故意杀人罪起诉，而是以故意伤害罪等其他罪名起诉，犯罪嫌疑人往往不会被判死刑。
对案情的事实判断的再判断，还需要审查司法人员对案情的理论解释和评价性价值倾向。理论水平与司法人员的认识能力有直接的关系，一个懂得用先进理论观察案情的司法人员其判断力往往更加优异。至于对司法人员评价性价值观的审查比较复杂，在这一过程中应尽量排除司法人员过分随意的评价性价值倾向的影响，只要其评价性价值观是理性的，有一定的公共性，应当尊重其价值倾向。
当然，证据认定过程也同样不能排除司法人员评价性价值观和理论水平的影响，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指出：“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这种影响不仅包括司法人员的群体性评价价值判断，还包括司法人员的个性化评价性价值判断。
总之，证据的认定取决于司法人员对证据法的理解、对案情的事实判断的合法性审查和对案情的事实判断真实性的审查，这一过程无法避免司法人员评价性价值观和理论的影响，所谓证据认定中的判断类型就是建立在上述几种要素基础之上的事实判断的类型。如同对案情的事实判断一样，证据认定中的事实判断也是一个“理想类型”的建构过程。[20]证据认定中的事实判断不可能是唯一的、绝对客观的。不同的司法人员对证据法的理解不尽相同，对案情的事实判断的合法性审查和对案情的事实判断真实性的审查不完全相同，其理论水平和评价性价值倾向也不会完全统一，因此证据认定中的事实判断同样有优劣之分。
三、判决中判断类型
案件的立案、侦破、起诉、审理阶段完成之后，就进入了判决阶段。判决阶段主要是法官的判断和推理，在这一阶段，关于案件的事实判断和证据认定都已经完成，法官不再关注案件的真相是什么，也不再关心证据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他的任务就是运用法律和已经认定的证据作出一个裁决。这个裁决是一个判断的过程。从判断类型上来讲，判决是一个法的价值实现的过程。此时判决属于价值判断。
这个价值判断受下列因素的影响：
第一，法官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会发现，或者他找不到需要的法律，或者虽然找到了但具体内容却不能确定。前一种情况，法官只能逐级向上级法院请示，由上级法院给出一个确定的答复。后一种情况几乎每天出现，不可能每一个案件都请示上级法院，这就需要法官自己解决。法律条文内容的不确定，会直接导致法官对条文理解的不同。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文简称《消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第十九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商店提供商品应当明码标价。”有人去商场看中了一件衬衣，上面的标价是198元，她拿到收银台正准备交钱时，商场的一个领班走过来，对她说衬衣上的价格标错了，这件衬衣应该是298元。顾客到法院起诉商家，认为这是价格欺诈。商家则辩解，商场电脑中的价格的确是298元，并拿出了进货单，进货单显示这一款式的衬衣进价是238元。[21]在这个案件中，有的法官认为，标签上的价格就是商场对顾客的要约，顾客拿了衬衣去交钱就是承诺，所以买卖合同已经成立，《消法》规定的真实信息是顾客可以看到的标签上的价格，商场的行为是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有的法官则认为，既然收银员还没有收顾客的钱，买卖合同还没有成立，商场改变价格等于发出了一个再要约，而且根据商场提供的进货单和电脑中的价格，标签上的价格确实是标错了，《消法》所指的真实信息是指商场电脑里的价格，商场没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可见，《消法》虽然规定了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但是，真实信息究竟指标签上的价格还是电脑中的价格，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给法官的解释留下了空间，必然会导致不同的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