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分析是从理想状态下分析规则构建的正当性缺失。理想状态只是一种应然状态。而特定时期的特定法律制度，是立法者在冲突之间所作出的一种权衡和抉择。这种权衡和抉择又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此外，在实在法实施过程中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会出现与立法的初衷相违背甚至相去甚远的情况。谁也不会否认，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试图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诉讼目的，然而从法律规定以及法律的实施来看，这一初衷不仅没有实现，反而有些现象的出现与立法的目的相去甚远，如“超期羁押”普遍存在的现象即是一例证。而要探究这一现象背后所涉及到的问题，仅从立法完善的角度谈并不充分，仅就现行立法进行分析也不充分，而对现行法律规定进行漫骂则更是不负责任，因为评价法律制度、评价法律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多角度、多元化进行剖析寻找影响法律实施的相关因素。
（二）对影响羁押规则正当性缺失以及实在法正当运作的因素分析
影响羁押正当立法以及司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和分析文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法律文化因素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法律文化到底对现行刑事诉讼中有关羁押适用的立法和司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文仅能力所能及的进行探讨和分析。
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对现行立法、司法仍然产生着持续不断的惯性影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注重义务本位这种义务本位系政治上等级制度、道德上三纲五常的需要所致。进而言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臣民对皇帝、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卑贱对尊贵、妻对夫负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也就是说只有履行服从的义务才符合忠与孝的要求。而且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孝要绝对地让位给忠。基于此中国人奉行身与家、国、天下并不成为对立的人生观。正如“中国大学一书上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层一层的扩大即是一层一层的生长又是一层一层的圆成最后融合而化此身与家、国、天下并不成为对立。”而且中国人“看人生和社会只是浑然整然的一体。这个浑然整然的一体大言之是自然、是天小言之则是各自的小我。”小我“与”大自然“浑然一体这便是中国人所谓的”天人合一。在中国的文化精神中“中国人对世界对人生的义务观念反而更重于‘自由’观念。在西方常以义务与权利相对立在中国则常以义务与自由相融合。义务与自由之融合，在中国便是‘性’（自由）与‘命’（义务）之合一也便是‘天人合一’”{7}（P.17）。中国人这种“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与中国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农业文化不无关系。绝大多数中国人一向在农业文化中生长因此很难实现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缺失，则孕育了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当19世纪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之时则遇到了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科学、民主、自由。随着传统文化的被冲击，中国的法律制度被迫进行改革。自此至今，中国在法治社会上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中国人一直没有树立起这样一种牢不可破的信念：法律乃是改革的主要力量是解决冲突的主要渠道。要强化这种意识需要在许多层次上进行长时期的努力，而并非仅仅将刑事法律实施于社会即可以了事的。“{5}（P.17）
正是义务本位、权力本位的影响正是对个人自由的不重视正是所谓”天人合一、义务与自由相一致因素的影响正是中国人至今没有确立起来的“法律至上”的观念自然而然政府则将公民的自由、义务置于自己的治理之中而公民的权利、民主往往不被重视在刑事诉讼中“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的刑事政策植根于执法者头脑中因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现行羁押制度中正当性因素的缺失在羁押制度实施过程中普遍出现漠视权利、甚至侵犯权利的非正义现象以及这种大规模专项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一个现代法治国家所需要认真审视的问题是：秩序和自由的关系、法律和自由的关系、法律和法治的关系。正如一法律格言所云“人民的福利应当是最高的法律”按照正确理解此一格言是指法律的目的应当是人民的福利亦即一般性规则应当被制定来服务于人民的福利而绝不是指任何关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目的的观念都可以为违反这类一般性规则提供合理根据。{1}（P.199）正是因为“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限制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因此任何以维护秩序、打击犯罪为由而侵犯人身自由的行为都会因缺失正当性，而受到谴责或责任的追究。
人类文明不是按照智者的设计构建的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步骤。我国的法治建设亦有其自身的生命，对于其间各种力量的运作（制度、文化、传统、习惯、法律文化），人们所能做的只是在理解它们的前提下去促进和协助它们而不是与其对抗。人们所能做的只是在给定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点滴的建设，一步一步地改进细节，而不是力图重新设计这个整体。基于此对于我国羁押制度的立法完善和司法完善也需分步骤、分阶段进行。
